午餐，安排在三一学院的教堂餐厅，几位教授都参与了聚餐。
卢灿自然是中心人物，几位老教授拉着他问东问西，有询问饶老近况，也有询问虎园博物馆，当然，更多的是交流东方艺术和中国史。
同样是研究中国高古历史，欧美学者与中国学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国内的史学家，即便是无意识，也会以“炎黄后裔”“中原历史”为正统，进行“正史”和“夷史”两种研究，偏正而略夷。而欧洲汉学家，恰恰相反，他们对中国的边远民族，明显更有兴趣，像羌族、楼兰、象雄、回鹘、匈奴等，譬如，最近李约瑟教授正在研究“羌族”。
对于卢灿当众指出他问题中的瑕疵，约瑟教授并不在意，午餐时，依旧围着对方，交流着他对卢灿上午演讲时提及的一干人物的看法，重点是大禹。
“维文，你对于《史记·六国表》中提到的‘禹兴于西羌’，还有杨雄在《蜀王本纪》中提到的‘禹生西羌’，怎么看？”
老家伙最近在研究羌族，意外地发现，有不少历史记载，华人称为“五帝”之一的大禹，似乎与羌人关系密切。不止一本史书说过，大禹出生于西羌，其中又以汉代辞赋大家扬雄（公元前53－18）《蜀王本纪》的记载最为具体——“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
卢灿在心底MMP，很想说一句，我坐着看！
这个问题又是一个超级大难题，很不好回答！
有关“大禹”的出生地，可不仅仅只是“名人出生溯源”那么简单，更关乎中华文化的溯源——究竟是源于黄河文明，还是源于西川文明？
华夏文明发祥于黄河，这一观点传承两千年，从未有人怀疑过。
可是，随着三星堆被发掘，其中一尊“荆条冠面具”出土而逐渐被世人怀疑！
这尊面具的左右耳廓部位，各有三只孔洞，与司马迁的《史记·帝王世纪》中有关大禹描述“……两耳参漏……”的特征，非常相似。
于是，有不少史学家结合《史记》和《蜀王本纪》的内容，提出一个观点——这只荆条冠面具极有可能就是“大禹本尊”！
大禹本尊的面具，出现在西川三星堆，这代表什么？！
消息一传出，中国史学界，疯了都！
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又与历史记载中的“夏商”同期——这预示着“华夏”中的“夏”之一朝，极有可能就在西川！
它还极有可能推翻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商代夏”的历史认知，演变出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夏商同期”！
大禹出西羌，原本就骇人听闻，又冒出一个夏商同期……这会彻底颠覆中国高古史学！
所以，后世的三星堆挖掘多年，却很少公布研究成果，真正的原因，不是没有研究成果，也不是不想公布，而是怕公布之后，世人接受不了！
这种情形，就像晋朝时《竹书纪年》被发掘出土一样。
“舜杀尧、禹杀舜、启杀益。伊尹杀商王太甲”，还有“大禹之父鲧，与尧之子丹朱、舜争部落联盟共主之位失败，而被尧流放至羽山，后又令祝融杀鲧。”
很多记载，那都是毁三观的存在！
因此，《竹书纪年》在出土之后，很快被儒家封禁，成为禁书！到宋代，更是被彻底查抄，一旦发现有刊印、收藏《竹书》者，“徙岭南”——这在当时，可是极重的刑罚！
所以，站在比史学更高的高度上来看，大禹就不应该出自西羌！
尽管它有可能是事实！
所以，卢灿一听这个问题，就开始龇牙咧嘴，不好回答啊。
最终，他揉揉眉心，选择含糊其辞，“约瑟教授，您是世界着名汉学家，应该很清楚，中国的古代史书，很多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不能引一本为证而忽略其它记载。”
“就如同你说的‘禹出西羌’，确实在《史记》和《蜀王本纪》中有相关记载。但是，您别忘了，大禹的父亲鲧，是有崇氏部落首领，而有崇氏部落位于今天的河南洛阳嵩山一带。”
李约瑟一怔，无奈的摊摊双手，咒骂了一句，“混蛋的历史！”
卢灿说的有道理——大禹的父亲鲧，出自于中原，可史书中却记载他的儿子大禹，出生于西羌……让李约瑟打破头也解释不了啊！
总不能说鲧去西川旅游，邂逅一位羌族美女，诞生下的爱情结晶吧？
午餐之后，卢灿受邀做客李约瑟教授办公处。
李约瑟教授在东方研究院中地位很特殊，有自己的“挂牌”工作室，名叫约瑟研究室。
在剑桥大学，“挂牌”工作室意味着已经“建制”，也就是说，即便李约瑟教授去世，他的研究室也会一直存在，他的学生和弟子，也会沿着他的研究方向，继续前进。
这是剑桥大学对他的奖掖和研究成果的高度认可。
约瑟研究室现有两名副教授，两名研究员，此外还有两名博士及六名研究生，课题方向为“中国高古史和中国古代科技文明”。
约瑟研究室面积不小，二楼有一间小型的展览厅，约瑟教授带着卢灿和温碧璃俩人参观。
展厅内灯光柔和，干燥除尘设备甚至要比虎园博物馆还要先进。玻璃展柜中，陈列着两百多件来自中国的古陶器、石器、玉器和青铜器，算不上精彩，但很古朴。
展厅正中间的玻璃柜中，荧光灯打在一排长方体的书匣上，一个个书匣上都贴着藏文标签。
“约瑟教授，这是……？”卢灿不懂藏文，可是，能放在展厅正中间存放，一定价值不菲！
“你不懂藏文？”李约瑟如同发现新大陆般，诧异起来。
说的自己不懂藏文是什么罪过似的，卢灿微笑摇头，“每一门语言都博大精深，学习起来都要耗费很多精力，你老觉得我应该懂？”
“可是，艾伯特（饶老的英文名）精通藏文，你……没和他学习？”李约瑟依然难以置信。
这句话的意思等同于“这么好的老师在身边，你竟然没有跟着学习？”
这就有点打脸了，卢灿笑容有点尴尬，摊摊手说道，“事实上，最近两年，我的日常重心，都在生意场上……”
李约瑟忽然想起卢灿的身世，啧啧两声，又摇摇头，似乎在感慨，这么好的学习苗子，却不得不去经商。这种感慨，卢灿见得多了，是不是真的是学习苗子，他自己心中有数。
“这是《甘珠尔》贝叶经中的一部分，你应该听说过《象雄大藏经》吧？”
没等李约瑟教授说完，卢灿脑袋嗡的一下，插话问道，“这是哪个版本的《甘珠尔》？这是曲钦版还是绰斯甲版？还是康熙手抄本？乾隆内务府本？”
他的问题如同连珠炮般喷涌而出！略显失态！
李约瑟一愣，不是说不懂藏文吗？
卢灿扬扬眉，不懂藏文，不代表他不知道《象雄大藏经》！
无它，这部经卷辑录，实在太有名！
它的编撰者，据说是雍仲苯教的创始人辛饶弥沃佛祖。
在《苯教历史源流》里有记载，幸饶弥沃佛驻世时亲自宣讲由弟子们记述，并召集众多苯教弟子一起，逐字逐句校对过汇编而成的，最终成本两千多函。
这两千多函中，又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藏。
“甘珠尔”出自于藏语“Kanjur”的音译，大意是“佛训佛诫的翻译”，称之为“正藏”；“丹珠尔”出自于藏语“Bstan-hgyur”，意思是“佛语的论述、注释”，又称之为“副藏”。
剥去宗教外衣之后，就能发现，《象雄大藏经》虽然名义上是经书合辑，实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象雄古国全景百科全书！
包含了天文学、历算学、哲学、语言学、医药学、工程学、技术学、宗教学、因明学、辩论学、地理学以及超度、占卜、梦兆、招财、沐浴、招福、石碑铭文、雕刻、美术、舞蹈、音乐，乃至民风民俗，礼仪规范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
堪称古象雄文明的“活字典”。
《象雄大藏经》内容原本篇幅浩大，历经数千年岁月变迁，其中一些内容已轶失不存，现存世的究竟还有多少，此时没人统计过。不过，2013年社科院启动“《古象雄大藏经》汉译与研究”时，有人做过调查，存世仅有178部！
李约瑟教授伸手打开玻璃柜，双手捧出一函，放在卢灿面前，笑道，“这是乾隆朝内务府的泥金写本，一共三十六夹，是我前些日子从巴黎的一位收藏家手中买下来。我正准备组织熟悉藏文的人进行研究呢……嗐，我还以为你懂藏文，刚才还琢磨着，邀请你加入我的研究小组呢！”
难怪他听说自己不懂藏文时，表情那么夸张……
先看看这闻名遐迩的《象雄大藏经》吧。
清朝官本《象雄大藏经》，一共有两个版本。
其一是康熙手抄本。
康熙八年，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德丹活佛，入朝觐见，得康熙应诺，在清朝的龙兴之地建设瑞应寺，即今天的辽宁阜新瑞应寺，并赐“东藏”之名。
同年，康熙皇帝命人手抄《象雄大藏经》两部，一部赏赐给瑞应寺，另一部存入内务府。由于当时的《象雄大藏经》已经不全，因而只抄录了《甘珠尔》一藏。
其二就是乾隆内务府泥金写本。
乾隆三十五年，即公元1770年，乾隆皇帝为庆祝其生母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特颁旨御制金书《甘珠尔》。乾隆本以康熙八年写本为祖本，誊录而成，全部为108函（夹）。
内务府泥金写本制作的非常精美，卢灿面前的三十五函就是内务府泥金写本……不对，刚才看错了，应该称之为“夹”！
此经为长条散叶梵夹装，外包经袱，上下红漆描金木夹板，彩色经带捆扎，每夹一函。
因为上下为木板，颜色又与经袱色泽相同，卢灿还以为是书函装呢。
卢灿伸手解开捆扎的彩色经带，打开经袱，嘶了口凉气——
首叶经头板裱磁青纸，上面覆盖红黄蓝绿白五色经帘，中间凹下部分书梵藏对照金字，两边彩绘佛像二尊。装饰纯金欢门，镶嵌珍珠、珊瑚珠、松石等
经叶由深蓝色磁青纸托裱而成，四周单栏，栏线外泥金描绘八宝缠枝莲纹。
经叶两面用泥金精写正楷藏文，分别书写目录和经文，每面写8行。
首函有“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御制甘珠尔大藏经文序”。
这个字为什么卢灿又能看懂呢？因为序文和目录，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对照书写。
但仅此一次，其它文字或藏文，或梵文。
经叶以藏文字母为序，依次叠放，每摞经叶的四个立面均饰以泥金彩绘八宝图案，既显示了藏经的庄严肃穆，又避免了经叶叠放时发生错乱。
太特喵的精美了！
卢灿如何不心动？他扭头朝李约瑟笑笑，“约瑟教授，这些经函……属于你个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