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星照人间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贬居儋州（今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途经润州（今镇江）时，登临金山寺。面对长江浩荡，他提笔写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二十八字，道尽一生漂泊，却也藏着最从容的自嘲——所谓“功业”，竟是三次贬谪的荒诞印记；而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东坡全集》，那些“大江东去”的豪迈、“十年生死”的深情、“日啖荔枝”的豁达，仍在叩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词文书画皆登峰造极；作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不合时宜者”，他从中央到地方，从繁华京都到天涯海角，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命运颠簸。他的生命轨迹，既是个体才华与时代洪流的激烈碰撞，也是中国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精神的极致诠释。
一、少年才俊：眉山苏氏的“天纵奇才”
苏轼的崛起，始于一个“耕读传家”的文化世家。眉山苏氏虽非簪缨世族，却以“读书致世”的家风闻名。父亲苏洵早年“游荡不学”，二十七岁方“始发愤为学”（苏洵《上韩枢密书》），终成“大器晚成”的一代大家；母亲程氏出身官宦，读《后汉书·范滂传》时，见范滂为清流而死，感慨“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宋史·苏轼传》）——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从小便注入苏轼的血脉。
1.1 童年：诗性与思辨的启蒙
苏轼六岁入乡塾，师从道士张易简，读书过目成诵。据《东坡志林》载，他与弟弟苏辙常“夜窗课书”，母亲程氏“每夕课之”，若二人倦怠，便以“读《汉书》至《范滂传》，慨然太息”激励。少年苏轼的聪慧，在乡里已传为佳话：十岁读《庄子》，叹“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十二岁作《黠鼠赋》，以“覆而出之，堕地乃走”的细节，将老鼠的狡黠与人的疏忽写得妙趣横生，更暗含“人虽智而物无情”的哲思。
1.2 科举：名动京师的“双子星”
嘉佑元年（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十九岁的苏辙随父进京，准备科举。次年，嘉佑二年（1057年）的科场，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璀璨的一页——主考官欧阳修读到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拍案叹服：“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渑水燕谈录》）因怀疑此文是门生曾巩所作，欧阳修将其置为第二；复考《春秋》对义，苏轼又夺第一。最终，苏轼以“进士及第”位列全国第二，与弟弟苏辙同科登第，“三苏”之名震动汴京。
时人评价，苏轼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苏轼《文说》），既有韩愈的雄健，又有庄子的超逸。欧阳修更预言：“三十年后，世人不复知我名。”（《与梅圣俞书》）——这一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至南宋，苏轼已被尊为“一代文宗”，其文集《东坡七集》刊刻于两浙、福建等地，成为士子必读经典。
二、初入仕途：理想与现实的第一次碰撞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通过“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获“第三等”（宋代制科最高等级），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他首次离开父亲，独立踏入仕途。然而，从地方到中央，从改革支持者到质疑者，他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2.1 地方历练：凤翔的“循吏”实践
凤翔（今陕西凤翔）地处西北，是宋夏对峙的前线。苏轼到任后，发现当地百姓深受“衙前役”之苦——官府强征民夫为官府运输物资，稍有延误便“破家破产”。他上书朝廷《论衙前役事》，建议“以官榷酒务羡余钱买扑坊场，募民输钱免役”，既减轻民负，又增加财政收入。此策虽未被完全采纳，却展现了苏轼“务实为民”的政治智慧。
此外，凤翔多旱灾，苏轼常“斋戒祷雨”，甚至“以身代牲”（《喜雨亭记》）。他在《和子由蚕市》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这种对民生的关切，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贯穿其一生的政治底色。
2.2 变法风云：从“拥护”到“质疑”的转折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试图通过“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富国强兵。苏轼最初对新法抱有期待，曾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肯定“陛下诚有意更张，则宜先择其切于民病者而图之”，但很快发现新法在执行中“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同上），导致“小民受害”。
例如，“青苗法”本为抑制土地兼并，规定农民可在青黄不接时向官府借贷，秋收后加息偿还。但地方官员为完成指标，强行摊派，“贫者得钱轻用而多取，富者不敢贷而贫者耗”（苏轼《上清帝第七书》）。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上，苏轼目睹“饥民相食”的惨状，写下《论给田募役状》，指出“新法之弊，在于不察民情，以法令之威强民所难”。
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让苏轼成为新党的眼中钉。熙宁四年（1071年），他自请外任杭州通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生涯。
三、贬谪岁月：苦难中的精神突围与艺术巅峰
从杭州到黄州，从惠州到儋州，苏轼的贬谪路线越走越偏，却也走出了一条中国文人“逆境重生”的精神之路。正如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所言：“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3.1 第一次贬谪：从杭州到黄州的“精神涅盘”
（1）杭州：民生为本的“父母官”
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此时的杭州，因太湖淤塞，“水浅易涸，旱则无水”，百姓饮水困难。苏轼实地勘察后，提出“浚治六井”方案，修复唐代遗留的六个地下水库，解决了城区饮水问题；又疏浚西湖，用挖出的葑泥筑成“苏堤”，既防涝又美化环境。他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写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不仅是西湖的写照，更暗含他对“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理解。
（2）密州：从“狂放”到“深情”的蜕变
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知州。密州“地瘠民贫”，且蝗灾、旱灾频发。他“斋厨索然，不堪其忧”（苏轼《后杞菊赋》），却仍“日享一肉”，将节省的俸禄用于赈灾。此时的他，既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报国之志，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儿女情长——这种刚柔并济的词风，突破了晚唐五代“艳科”的局限，开创了豪放词的先河。
（3）乌台诗案：生死劫中的文化觉醒
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按惯例，他需向皇帝上《湖州谢上表》，文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本是谦逊的自辩，却被新党断章取义，弹劾其“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御史台（别称“乌台”）派人搜查苏轼住所，从诗集中找出“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等句，诬陷其“怨望朝廷”。
这场“文字狱”持续四月有余，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监狱，备受拷掠。他在《狱中寄子由》中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甚至做好了“身后事”的安排。最终，因弟弟苏辙“愿弃官以赎兄罪”、旧党王安礼（王安石弟）力谏，加上曹太后（仁宗皇后）干预，苏轼免于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无实权，近乎流放）。
3.2 黄州：从“政治失意”到“文化哲人”的升华
黄州（今湖北黄冈）五年（1080-1084），是苏轼人生的最低谷，也是其文学与思想的巅峰期。
（1）躬耕东坡：“人间有味是清欢”
初到黄州，苏轼无官舍可居，暂寓定惠院；后得城东荒地五十亩，亲自垦荒，自号“东坡居士”。他在《东坡八首》中写道：“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这种“农夫”身份的转变，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的艰辛，也催生了对生命的敬畏。
（2）赤壁悟道：“天地与我并生”
1082年，苏轼两次游赤壁（实为黄州赤鼻矶，并非三国古战场），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前赤壁赋》中，他与客问答：“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融入山水，最终得出“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结论——这正是庄子“齐物”思想与禅宗“空观”的融合。
（3）词风革新：“以诗为词”的突破
黄州时期的词作，彻底摆脱了传统词的“艳科”束缚。《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将自然风雨与人生困境打通；《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则是对儒家“修身齐家”与道家“逍遥游”的双重反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种“旷”，正是黄州岁月沉淀出的精神高度。
3.3 后贬谪时期：从惠州到儋州的“文化教化”
哲宗亲政后（1093年起），新党复起，苏轼被一贬再贬：1094年贬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再贬惠州（今广东惠州）；1097年再贬儋州（今海南）。此时的他已近花甲，却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
惠州“瘴疠之地”，苏轼却写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他推广先进农具“秧马”（插秧工具），建议官府“严打盗牛”，甚至出资建桥修路。他在《荔枝叹》中痛斥“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批判当权者不顾民生），其批判精神从未衰减。
（2）儋州：“兹游奇绝冠平生”
儋州是当时最偏远的“天涯海角”，“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答李端叔书》）。苏轼却在此办学堂，自编教材，培养出海南历史上首位进士姜唐佐；他研究《周易》《尚书》，写成《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甚至“着书以为乐，训传其家学”（《宋史·苏轼传》）。离琼时，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贬谪视为“奇绝”的人生体验。
四、千年回响：苏轼的多维文化人格
苏轼的生命虽止于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但他的影响却跨越千年。从文学到艺术，从思想到生活，他成为中国文化中“立体的偶像”——既是中国士大夫“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典范，也是普通人“诗意栖居”的精神导师。
4.1 文学成就：宋代的“文化坐标”
苏轼的文学创作，以“集大成”着称。
- 诗词：他将诗的题材与境界引入词坛，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豪放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气象恢弘；婉约词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深情绵邈；哲理词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超然物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 散文：苏轼主张“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推官书》）。《赤壁赋》将叙事、写景、议论熔于一炉，《石钟山记》以实证精神破除“郦元之简，李渤之陋”，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散文典范。
- 书法绘画：苏轼是“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其《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前两为《兰亭序》《祭侄文稿》），笔势“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他提出“士人画”概念，主张“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推动文人画走向独立。
4.2 精神遗产：逆境中的生命智慧
苏轼的伟大，更在于他面对苦难时的精神姿态。
- 儒者的担当：他始终以“民胞物与”（张载《西铭》）为念，无论身处何地，都以民生为第一要务。在杭州修苏堤、在密州灭蝗灾、在惠州推广农具，这些实践不是“作秀”，而是“仁政”思想的践行。
- 道家的超脱：面对贬谪，他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化解痛苦。黄州时“侣鱼虾而友麋鹿”，儋州时“着书以为乐”，都是对“齐物”思想的深刻体悟。
- 佛家的空明：他虽不信佛教轮回，却深谙“无常”之理。在《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慨叹，与“物与我皆无尽”的豁达，正是禅宗“不住相”的体现。
4.3 文化符号：中国人的精神偶像
苏轼的影响力，早已超越文学艺术，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 大众共鸣：他的诗词语言通俗而意境深远，“人间有味是清欢”“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句，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格言；他的故事（如“东坡肉”“雪泥鸿爪”）被广泛传播，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 世界影响：20世纪以来，林语堂《苏东坡传》将其推向世界，美国学者艾朗诺（Ronald Egan）称其为“中国的达芬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奇鸟行状录》中引用苏轼词句，表达对“豁达”的向往。
五、生命的艺术，艺术的永恒
苏轼的一生，是“才华”与“命运”激烈碰撞的史诗。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的姿态，在贬谪的荒原上播种文化的种子；他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智慧，在苦难中完成了精神的升华。
千年之后，当我们重读“大江东去”，依然能触摸到一个鲜活的灵魂——他不完美，却真实；他受挫，却不屈；他热爱生活，更超越了生活。这，或许就是苏轼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真正的伟大，不在于命运的顺遂，而在于在逆境中依然能活出生命的丰盈与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