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元五年的洛阳城，朱雀大街上商旅往来不绝，工坊里机器声日夜轰鸣，皇宫外的公告栏前挤满了围观百姓。
大乾平定南越、收服草原、统一西域的捷报仍在传颂。
可朝堂之上，一场关于人才短缺的焦虑正蔓延开来。
孔厚捧着厚厚的官员缺额名册，在乾阳殿的朝会上声音凝重：“陛下，如今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共增置两百余处，仅西域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便需官吏五百余人，南越新收复的州府，因旧吏多有逃亡，缺额达三百余人；草原八旗下设的四十余处行政点，更是连基础文书官吏都难以配齐，总计县级以上官员缺口已突破三千人。”
比官员数量缺口更棘手的，是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
战后治理的核心任务土地丈量、赋税核算、水利兴修、粮草调配，每一项都离不开精准的计算。
算科人才瞬间成为各地争抢的稀缺资源。
孔厚翻开各地急报，一桩桩因缺算科人才导致的乱象触目惊心：“西域伊丽河牧场，因无人能精准统计牛羊数量与粮草储备，驻军补给计划延误半月，士兵已出现断粮之危。”
“江南常州府周边水利工程，小吏核算石料用量时少算三成，如今河道开挖过半，石料却已耗尽，数万民夫只能停工待料。”
“山东兖州府丈量新垦荒地，因不会计算梯形、三角形田亩面积，仅按矩形估算，导致百姓因田界争议爆发械斗，已造成三村矛盾。”
姜齐接过急报，指尖划过一行行文字，眉头越皱越紧。
大乾虽实现了疆域统一，但若不能快速补齐治理人才短板，尤其是算科人才，战后复苏便会沦为空谈。
“此前在京东两路推行的村办小学堂，虽培养了一批能识文断字、会简单加减乘除的基层小吏，可面对复杂的工程预算、田亩丈量，这点本事远远不够。”
姜齐放下急报，目光扫过殿内大臣。
“当务之急，是借春闱国考之机，突出算科，选拔一批懂计算、善实操的人才，填补各地治理缺口。”
旨意下达后，吏部与翰林院迅速拟定春闱新规：本届国考分为“策论”与“算科”两科，算科成绩占比提升至五成。
考试内容除传统的《九章算术》外，新增 “田亩面积计算”“工程物料核算”“赋税统计”等实操题目，考生需现场演算不规则田亩面积、堤坝土方量、不同行业税率核算等实际案例。
凡算科成绩优异者，可直接派往缺额州县任职。
新规一经公布，天下学子哗然，自科举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算科凌驾于经义之上的先例，可大乾战后治理的迫切需求，让无数学子不得不临时抱佛脚，拿起算筹与算经，投入到算科备考中。
就在春闱筹备紧锣密鼓推进时，下面州府传来的基层治理乱象，让姜齐意识到问题比想象中更严重。
京东两路作为村办小学堂的试点区域，京东两路的每个村庄都设有学堂，孩童们学习三年后，成绩合格者可担任村吏或县府跑腿小吏，或是调往其他区域，负责登记户籍、统计田亩、收缴赋税等基础工作。
可这些仅接受过短期算术培训的小吏，在实际工作中频频出错，暴露出严重的能力短板。
青州某县的土地丈量工作中，小吏们遇到了难题。
当地多山地，田亩多为不规则的散地，可他们只学过规则计算，便想当然地图省事将田亩按矩形估算。
最终统计结果显示，全县田亩面积比实际多出两成，朝廷据此制定的赋税额度，让百姓负担陡增，不少农户因缴不起税，不得不卖掉耕牛，甚至弃田而走，引发大规模上访和重新有了流民。
这在大乾治下，尚属首例！
县令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痛心疾首：“小吏不懂田亩计算之法，以讹传讹，不仅加重百姓负担，更让朝廷失信于民间。”
济州便民井工程，同样因小吏算术错误陷入困境。
工程需修建十口深三丈、直径一丈的水井，小吏核算砖石用量时，误将立方算成平方，导致采购的砖石仅够修建三口井。
当第七口井刚砌到一半，砖石便已耗尽，而井壁因砖石不足，厚度仅为设计标准的一半，刚完工便出现裂缝，一场暴雨后竟轰然坍塌，险些砸伤取水百姓。
乡绅们联名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失职小吏，“如此草菅人命的算术错误，若不严惩，百姓何以安心？”
比能力不足更恶劣的，是部分小吏的舞弊行为。
兖州某县的县衙内，负责统计事务的小吏张文远正对着桌上的账簿，满脸得意地涂改着数字。
他手中的毛笔在“开垦荒地面积”一栏停顿片刻，将原本的“两千亩”狠狠划去，重新写下“两万亩”；在“粮食产量”一栏，把“五千石”改为“五万石”。
最后，在“便民房屋修建支出”一项，将费用随之翻了十倍。
这并非张文远一时兴起，而是他精心策划的“政绩捷径”。
自大乾平定天下后，朝廷鼓励各地开垦荒地、增产粮食、兴修便民设施，并规定凡政绩突出的州县，官吏可获得晋升机会与额外拨款。
张文远本是部队的教导员，后来分到了县衙任职，只是始终未能得到提拔，眼看同期入职的同僚有的调往州府，有的升任主簿，心中愈发焦虑。
“只要把数据改得漂亮些，县令大人能得到表彰，我作为小吏，自然也能沾光，说不定还能升个县丞当当。”
张文远一边涂改账簿，一边在心中盘算着。
为了让数据看起来真实可信，他还特意伪造了配套的凭证。
模仿农户的笔迹，伪造了两千份荒地开垦认领书。
在粮仓的登记册上，虚增了数十个储粮批次。
甚至找人绘制了瓦房的图纸，贴上已完工的标签。
这些伪造的材料与篡改后的账簿一同上报，很快便通过了县令的审核。
那县令本是前宋旧臣，归降之后急于出政绩，对数据背后的猫腻视而不见，更多是看不懂，索性直接将报告呈往兖州府，再由府衙转报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