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尉元派孔伯恭率领一万步兵和骑兵去抵挡沈攸之，还把沈攸之之前战败时那些因冻伤而膝盖以下截肢、只能爬行的士兵，全部送回给沈攸之，想借此打击他的士气。不久后，皇帝后悔派沈攸之等人出征，又召他们回来。沈攸之走到焦墟，离下邳还有五十多里，陈显达带兵迎接沈攸之到睢清口，结果被孔伯恭打败。沈攸之带兵撤退，孔伯恭追击，沈攸之惨遭大败，龙骧将军姜彦之等人战死。沈攸之受了重伤，逃进陈显达的营地。丁酉日夜里，军队溃散，沈攸之骑着轻装战马向南逃跑，丢弃的军用物资和器械数以万计，最后退回淮阴驻扎。尉元写信劝徐州刺史王玄载投降，王玄载弃下邳逃走，北魏任命陇西人辛绍先为下邳太守。辛绍先不喜欢苛刻地管理事务，只抓主要的事情，教导百姓谋生和抵御贼寇的方法，因此下邳得以安定。
孔伯恭进攻宿豫，宿豫的守将鲁僧遵也弃城逃走。北魏将领孔大恒等人率领一千骑兵向南攻打淮阳，淮阳太守崔武仲烧毁城池后逃跑。
慕容白曜进军驻扎在瑕丘。崔道固还没投降的时候，绥边将军房法寿是王玄邈的司马，多次打败崔道固的军队，历城的人都很怕他。等崔道固投降后，双方都停止了交战。崔道固害怕房法寿煽动百姓，就强行打发房法寿回建康。正好房法寿的堂弟房崇吉从升城赶来，因为母亲和妻子被北魏俘虏，就和房法寿商量对策。房法寿本来就不想回南方，又埋怨崔道固逼迫他。当时崔道固派兼治中房灵宾督管清河、广川二郡的事务，驻守磐阳，房法寿就和房崇吉谋划袭击磐阳，成功占据后，投降了慕容白曜，想用这个功劳赎回房崇吉的母亲和妻子。崔道固派兵攻打他们，慕容白曜从瑕丘派将军长孙观去救援磐阳，崔道固的军队就退回去了。慕容白曜上表请求让冠军将军韩麒麟和房法寿一同担任冀州刺史，房法寿的堂弟房灵民、思顺、灵悦、伯怜、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都被任命为郡守。
慕容白曜从瑕丘带兵到历城攻打崔道固，又派平东将军长孙陵等人到东阳攻打沈文秀。崔道固据守城池不投降，慕容白曜就筑起长围困住他。长孙陵等人到了东阳，沈文秀请求投降，长孙陵等人进入东阳的外城后，纵容士兵肆意抢掠。沈文秀又悔又怒，关闭城门继续抵抗，反击长孙陵等人，把他们打败了。长孙陵等人退到清水以西驻扎，多次攻城，都没能成功。
癸卯日，朝廷大赦天下。
戊申日，北魏皇帝的李夫人生下儿子拓跋宏。李夫人是李惠的女儿。冯太后亲自抚养拓跋宏。没过多久，冯太后就把政权交还给北魏皇帝。北魏皇帝开始亲自处理国家事务，处理政务很勤勉，赏罚分明，提拔品行高洁的人，罢黜贪污的官员，从这时起，北魏的地方官员中开始出现以廉洁闻名的人。
太中大夫徐爰，从宋太祖时就掌权，一直对皇帝不太尊重。皇帝记恨他，下诏列举他奸佞的罪行，把他流放到交州。
冬天，十月辛巳日，朝廷下诏把义阳王刘昶改封为晋熙王，派员外郎李丰带着一千两黄金到北魏赎回刘昶。北魏不同意，让刘昶给皇帝写信，用兄弟之间的礼仪。皇帝责怪刘昶信中不称臣，没有回复。北魏皇帝又让刘昶给皇帝写信，刘昶推辞说：“我本来就是刘彧的哥哥，从来没当过他的臣子。如果改变之前信中的称呼，就变成对两国都尊敬了；要是不改变，他们又不会接受。我不敢接受这个诏令。” 这件事就这么作罢了。北魏人很看重刘昶，他三次娶公主为妻。
十一月乙卯日，朝廷从徐州分出一部分设置东徐州，任命辅国将军张谠为东徐州刺史。
十二月庚戌日，朝廷任命幽州刺史刘休宾为兖州刺史。刘休宾的妻子是崔邪利的女儿，生下儿子刘文晔，她和崔邪利都被北魏俘虏。慕容白曜带着刘休宾的妻子和儿子来到梁邹城下给刘休宾看。刘休宾秘密派主簿尹文达到历城去见慕容白曜，同时看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刘休宾想投降，但他哥哥的儿子刘闻慰不同意。慕容白曜派人到城下喊道：“刘休宾多次派人来跟我约定投降，为什么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没到！” 这样一来，城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一起阻止刘休宾，不让他投降，北魏军队就把梁邹城包围了。
北魏西河公石再次攻打汝阴，汝阴有防备，西河公石无功而返。常珍奇虽然向北魏投降了，但心里其实还想着别的。刘勔又写信招降他。正好西河公石攻打汝阴，常珍奇就趁着空虚，烧毁抢掠悬瓠，驱赶掳掠上蔡、安成、平舆三县的百姓，驻扎在灌水。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宋魏交锋的复杂态势，其中的军事博弈、政治权谋与人性抉择，折射出乱世中各方势力的生存逻辑，也为我们理解这段分裂时期的历史特点提供了鲜活注脚。
军事对抗中的策略与溃败
北魏在与南朝宋的交锋中展现出成熟的心理战与战术配合。尉元将沈攸之此前战败时冻伤致残的士兵送还，看似“仁慈”，实则精准打击敌军士气，这种心理威慑比单纯的军事进攻更能瓦解对方斗志。而沈攸之的溃败则体现了南朝军事体系的脆弱——从焦墟到睢清口的短距离推进中迅速败北，不仅暴露了军队战斗力的不足，更反映出指挥层的慌乱（如沈攸之负伤后依赖陈显达营地，最终导致夜溃）。
北魏的扩张并非单纯依靠武力，其对降将的安抚与治理策略值得关注。辛绍先治理下邳时“不尚苛察，务举大纲”，仅聚焦民生与防务，这种简约治理模式快速稳定了新占领区，与南朝部分官员的严苛形成对比，也解释了为何北魏能在短时间内巩固对徐州等地的控制。
降将与地方势力的摇摆
房法寿的倒戈是乱世中地方豪强的典型选择。他因不满崔道固的逼迫，与堂弟房崇吉联手袭取磐阳降魏，既为赎回亲属，也为自身家族寻求更稳固的靠山。慕容白曜则通过任命房氏家族多人担任郡守，快速拉拢地方势力，这种“以土治土”的策略，比单纯军事征服更能降低统治阻力。
刘休宾的困境则凸显了降将的两难。其妻子被北魏作为人质，内心本欲投降，却因侄子刘闻慰的反对与城中舆论的制约而无法行动。北魏故意公开其投降意图，彻底断绝其退路，这种权谋手段将人性弱点与群体压力转化为军事优势，展现了乱世中“信息战”的原始形态。
北魏的内部变革与南朝的矛盾
北魏献文帝时期的变革是这段史料的重要暗线。冯太后归政后，献文帝“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提拔清廉官员，打击贪污，这为后来孝文帝改革奠定了基础。李夫人生子拓跋宏（即后来的孝文帝）后，冯太后亲自抚养，既体现了皇室权力传承的谨慎，也暗示了冯太后对北魏政治的持续影响。这种内部治理的优化，与南朝宋的内耗形成对比——宋明帝因私怨流放徐爰，暴露了南朝皇权与士族矛盾的延续，也削弱了自身统治基础。
外交博弈中的身份困境
义阳王刘昶的处境是南北对峙的缩影。北魏拒绝宋明帝的赎金，要求以“兄弟之仪”通信，本质上是通过否定刘昶的“臣子”身份，强化对南朝的政治优势。刘昶以“未经为臣”为由拒绝称臣，既维护了自身尊严，也反映了他作为流亡者的尴尬定位。北魏对其“三尚公主”的优待，则是将其作为牵制南朝的政治筹码，体现了乱世中“人质外交”与“联姻政治”的交织。
整体而言，这段史料中的战争、投降、治理与外交，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分裂中孕育整合”的历史图景：北魏通过军事扩张与内部改革逐步增强实力，南朝则在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中逐渐衰落，而地方势力与流亡者的选择，成为推动历史天平倾斜的重要力量。这些细节不仅还原了具体的历史场景，更揭示了乱世中“生存优先”“实用主义”的底层逻辑——无论是个体、家族还是政权，都在实力与道义、忠诚与背叛的撕扯中，寻找着自身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