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五，从公元519年（己亥年）到公元523年（癸卯年），共五年。
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己亥年）
春天，正月甲申日，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丁亥日，北魏皇帝下诏书，说：“皇太后临朝听政，主持国家大事都快五年了，一直都是用‘诏’来号令天下。”
辛卯日，梁武帝去南郊祭祀。
北魏征西将军平陆文侯张彝的儿子张仲瑀给皇帝上了个密封的奏章，请求改革选拔官员的标准，排挤打压武将，不让他们进入清流官的行列。这一下可就炸锅了，满大街都是抱怨和骂声，有人在大巷子里贴出告示，约定好时间集合，要去张彝家搞事情。可张彝父子却跟没事人似的，一点都不在意。二月庚午日，羽林军、虎贲军将近一千人成群结队跑到尚书省破口大骂，要找张仲瑀的哥哥左民郎中张始均，没找到，就拿瓦片石头砸尚书省的门。从上到下都被吓得不轻，没人敢出来制止。然后他们拿着火把，在路边抢柴草，把棍棒石头当成兵器，直接杀到张彝家，把张彝拖到堂下，狠狠地殴打羞辱，喊叫声震天动地，还放火烧了他家房子。张始均翻墙逃跑后，又回来向这些人求情，想救他父亲一命，结果被这些人一顿暴揍，活生生地扔到火里。张仲瑀受了重伤，好不容易才逃脱。张彝只剩一口气，过了两晚就死了。这事儿闹得远近都震惊不已。胡太后抓了羽林军、虎贲军中八个带头闹事的狠角色，砍了脑袋，其他的人就不再追究了。乙亥日，宣布大赦天下，想安抚人心，还下令武官可以按照资历入选为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北魏这是要乱套了。
当时官位少，可等着选官的人多，吏部尚书李韶没办法顺利完成选拔官员的工作，招来好多埋怨。于是就换殿中尚书崔亮当吏部尚书。崔亮上奏了一套选拔制度，根本不管这人贤能还是愚笨，只看离职停职时间的长短来决定，那些一直没得到升迁机会的人都觉得他这办法好。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给崔亮写信说：“以前殷商、周朝是通过地方学校推荐人才，两汉是由州郡举荐贤才，魏、晋沿袭旧制，又设置了中正官，虽然这些办法不是十全十美，但也能选出六七成的人才。可现在朝廷选拔人才，只看文章写得咋样，不看有没有真才实学，考察孝廉只看对经典章句的理解，不看治理国家的本事，设立中正官也不考察品行才能，只知道争论姓氏门第，选拔人才的途径太窄，筛选的标准也不精细。舅舅您现在负责选拔官员，应该改变调整一下方法，怎么反而搞出个论资排辈的‘停年格’来限制呢？这样下去，天下的读书人谁还会去修养品德、砥砺行为啊！”崔亮回信说：“你说的这些确实有深度。我之前搞这个制度，也是有原因的。古今情况不同，时代变了，方法也得跟着变。以前子产铸刑书来挽救弊端，叔向却用正统的法律来指责他，这和你用古代的礼法来指责现在的权宜之计有啥区别呢！”洛阳令代郡人薛琡也上书说：“老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地方长官手里，如果选拔官员只看任职时间和功劳，不考察能力行不行，就跟大雁排队、游鱼贯行一样，拿着名册点名，一个小吏就能干，却用好几个人来负责，这还叫什么选拔人才啊！”奏章递上去，没得到回应。后来薛琡找机会当面拜见皇帝，又上奏说“请求让王公贵族和大臣们举荐贤才，来补充郡县的官员空缺。”皇帝下诏让公卿们讨论这件事，最后也没了下文。后来甄琛等人接替崔亮当吏部尚书，觉得这办法对自己方便，就接着沿用。北魏选拔人才开始失去公正，就是从崔亮这儿开始的。
当初，燕国燕郡太守高湖投奔北魏，他的儿子高谧担任侍御史，因为犯了法，被流放到怀朔镇，一家人世代住在北方边境，就渐渐习惯了鲜卑人的风俗。高谧的孙子高欢，深沉有大志，家里穷，在平城给人打工。有个富人家的娄家姑娘见了他，觉得这人不一般，就嫁给了他。高欢这才有了马，得以在镇上当送信的邮差。他到洛阳，看到张彝被打死的事，回到家后，就把家里的钱财都拿出来结交朋友。有人问他为啥，高欢说：“禁卫军成群结队去烧大臣的家，朝廷却怕他们闹事，不敢追究，就这么个执政水平，以后会咋样，还用说吗？钱财这东西，哪能一直守得住啊！”高欢和怀朔镇省事云中司马子如、秀容刘贵、中山贾显智、户曹史咸阳孙腾、外兵史怀朔侯景、狱掾善无尉景、广宁蔡俊关系特别好，他们这些人在当地都是行侠仗义的主儿，在乡里很威风。
夏天，四月丁巳日，梁朝大赦天下。
五月戊戌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
北魏连续几代都很强盛，东边的少数民族、西域各国不断来进贡，又设立了互市，让南方的货物也能流通进来，到这时，国库都满得溢出来了。胡太后有一次去绢帛仓库，让跟着去的王公、嫔妃、公主等一百多人，每人自己背绢帛，能背多少拿多少。力气小的也拿了不少于一百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王元融，因为背的绢帛太重，摔倒在地，李崇把腰给伤了，元融把脚给崴了。太后把他们的绢帛没收了，让他们空手出去，当时的人都笑话他们。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太后觉得他拿得太少，崔光回答说：“我这两只手就只能拿两匹。”其他人听了都觉得挺羞愧。
当时，北魏宗室、外戚以及那些受宠掌权的大臣，都争着比谁更豪华奢侈。高阳王元雍，那富贵程度在全国都排第一，他家的宫室园林，跟皇宫的差不多，有六千个僮仆，五百个歌女。出门的时候，仪仗卫队把道路都堵住了，回家后，歌舞音乐日夜不停，吃一顿饭就得花好几万钱。李崇和元雍一样有钱，可他生性吝啬，曾经对人说：“高阳王吃一顿饭，够我花一千天的。”
河间王元琛，老是想跟元雍比富。他有十多匹骏马，马槽都是银子做的，窗户上，玉凤叼着铃铛，金龙吐着旌旗。他曾经宴请各位王爷，酒器有水精杯、玛瑙碗、赤玉酒壶，制作都特别精巧，都是中原地区没有的。他又展示了女乐、名马和各种奇珍异宝，还带着王爷们参观他家的仓库，里面的金钱、丝绸布匹，多得数都数不清。他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遗憾我没见过石崇，只遗憾石崇没见过我。”元融向来觉得自己很有钱，回去后又是惋惜又是叹气，躺在床上病了三天。京兆王元继听说后去看望他，问他：“你的钱财算起来不比他少啊，为啥这么羞愧羡慕呢？”元融说：“我之前以为只有高阳王比我富，没想到还有个河间王！”元继说：“你就像袁术在淮南，不知道世上还有个刘备啊！”元融这才笑着起身。
胡太后特别信佛，不停地修建寺庙，没完没了，还让各州都建五级佛塔，老百姓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各位王爷、权贵、宦官、羽林军也都在洛阳建寺庙，一个比一个建得华丽壮观。太后还经常举办斋会，施舍给僧人的财物动不动就数以万计，赏赐身边的人也没个节制，花的钱不计其数，可从来没给老百姓一点好处。国库渐渐空虚了，就开始削减百官的俸禄。任城王元澄上奏章，认为：“萧衍一直都有吞并我们的心思，我们应该趁着国家强盛，将士们愿意出力，早点谋划统一天下的大业。这些年以来，国家和百姓都很贫困，应该节省那些不必要的开支，来应对紧急的事务。”太后虽然没采纳他的建议，但一直对他很优待。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南朝梁与北魏在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百态，其中北魏的种种乱象尤为刺眼，几乎是王朝崩塌前的“预演”，可从三个维度展开评论：
制度崩坏：从“停年格”到阶级冲突
北魏的官僚体系在这一年显露出致命裂痕。张彝之子试图通过“铨削选格”打压武人，引发羽林、虎贲近千人暴动——他们火烧尚书省、殴打大臣、生食其子，而朝廷仅斩8人便草草大赦，甚至妥协“令武官得依资入选”。这种对暴力的纵容，本质是统治阶级对“秩序”的自我解构：当法律无法约束特权群体（哪怕是边缘化的武人），当官僚集团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政权的权威已荡然无存。
更荒唐的是崔亮推出的“停年格”——选拔官员不问贤愚，只看“停解月日”（任职年限）。这看似是对“论资排辈”的制度化，实则暴露了北魏选官制度的彻底失效：从察举制的“唯论章句”，到中正制的“空辩氏姓”，再到“停年格”的“执簿呼名”，选官标准一步步从“选才”堕落为“排资”。正如刘景安所言，这会让天下士子放弃“修厉名行”，而薛琡的质问更是尖锐：若只需按年限选官，“一吏足矣”，何需吏部尚书？这种制度性的“躺平”，直接导致官僚集团整体腐化，为后来的动乱埋下伏笔。
统治阶层的堕落：奢靡与短视的狂欢
北魏胡太后主导下的统治阶层，正陷入一场“末日狂欢”。府库盈溢时，太后让王公贵族“负绢竞取”，尚书令李崇、章武王融因贪多摔倒；高阳王雍“一食直钱数万”，河间王琛以“银槽养马”“玉凤衔铃”炫富，甚至扬言“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种极致奢靡的背后，是对民生的彻底漠视：太后“营建诸寺无复穷已”，令各州建五级浮图，却“未尝施惠及民”，甚至“减削百官禄力”填补亏空。
任城王澄曾警示“萧衍蓄窥觎之志”，建议“节省浮费以周急务”，却被束之高阁。统治阶层的短视在于：他们沉迷于宗教狂热（“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与物质享乐，对潜在的外患（南朝梁的威胁）与内忧（民力疲弊）视而不见。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当权力阶层将“搜刮与炫富”视为常态，将“民生与国防”抛诸脑后，王朝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乱世伏笔：从个体觉醒到时代转折
这段记载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高欢的崛起。他目睹张彝之死后“倾赀结客”，坦言“宿卫焚大臣第，朝廷不问，财物岂可常守”——这不仅是一个底层小吏的觉醒，更是对北魏政权合法性的否定。高欢与司马子如、侯景等人的结交，恰是乱世中“草莽力量”集结的开端。后来正是这些人，成为北魏分裂、北齐建立的核心力量。
从宏观视角看，北魏的乱象是“汉化与鲜卑化冲突”的总爆发：张彝代表的汉化官僚试图压制鲜卑武人，胡太后的奢靡加速了矛盾激化，而“停年格”等制度则让整个统治体系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与之相对，南朝梁虽记载简略，但“上祀南郊”“大赦”等举动，显示其仍维持着基本的统治秩序。这种对比，也为后来南北朝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结语：天监十八年的北魏，就像一艘舱内起火却仍在狂欢的巨轮。统治阶层的短视、制度的崩坏、阶级的对立，共同将王朝推向深渊。而高欢的“倾赀结客”与侯景等人的集结，恰是这艘巨轮沉没前，来自底层的一声怒吼——历史的转折，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偶然的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