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从永平年间开始，就计划修建明堂和辟雍（古代的教育与祭祀场所），可干活的人最多的时候也就一千来号人，而且相关部门还把这些人调去修寺庙或者干别的杂活，结果十多年过去了，这俩建筑愣是没修成。起部郎源子恭就给上头写报告，说：“把国家重要的事儿扔一边，把钱花在不着急的地方，这可不行啊。应该减少那些乱七八糟的工程，赶紧集中精力把明堂和辟雍修好，让祖宗能按时享受祭祀，也让老百姓能看到咱国家礼乐兴盛。”皇帝下诏同意了他的建议，可最后还是没能修成。
有个叫陈仲儒的北魏人，建议按照京房的办法制造一种叫“准”的乐器来调试八音。相关部门就质问陈仲儒：“京房的律准，现在虽然还有这东西，但懂怎么用的人太少了。你跟哪个老师学的这本事，又是从哪本典籍里学来的？”陈仲儒回答说：“我这人特喜欢音乐，还读过司马彪写的《续汉书》，里面记载了京房的律准方法，那些数字啥的都清清楚楚。我就自己琢磨，研究了老长时间，还真琢磨出点门道。这‘准’本来就是用来代替律管的，通过它上面的刻度来调校乐器。我琢磨着调试声音这事儿，宫、商这俩音应该低沉些，征、羽得清亮点。要是按照公孙崇的办法，光用十二律的声音，就说能循环往复变成各种调式，还说清浊音都全乎了。可只有黄钟这根管最长，所以拿黄钟当宫音的时候，听起来还挺顺耳。但要是想调出完整好听的八音，那就得把各种音搭配得巧妙才行。要是拿应钟当宫音，蕤宾当征音，那征音就太沉，宫音又太清亮，虽然有那么点韵味，但根本组不成好听的曲子。要是拿中吕当宫音，那在十二律里就根本没法搭配。现在按照京房书上说的，拿中吕当宫音，就得用去灭当商音，执始当征音，这样才能和谐押韵。可公孙崇呢，拿中吕当宫音，还非要用林钟当征音，这怎么能和谐呢！只是这音乐的事儿太精细微妙了，史书上记载得又简单，以前的记载说律准有十三根弦，弦长九尺，可没说要不要用琴柱。而且，一寸里面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实在是太细微，很难弄明白。我自己私下里试过，律准是得用琴柱，只要把琴柱前后移动，按照律准的刻度调整，那相生的音韵自然就和谐了。中间那根弦的粗细，得跟琴的宫弦差不多，装上弦轴来调音，让它和黄钟音相契合。在中弦下面按照数字画出六十律清浊的标记，剩下的十二根弦就像古筝那样装上琴柱，先在中弦上把所有的音都弹一遍，再把这些音的位置标到其他十二根弦上。然后按照相生的办法，依次推出十二律里的商音和征音。商音和征音确定好之后，再按照琴的五种调式来调试乐器，最后把各种声音巧妙搭配，让音乐更丰富好听。要是不按这个来，那声音就不和谐。你看，燧人氏没跟谁学就学会了用火，京房也没交学费就改变了音律，所以说，懂行的人想教没地方教，悟性高的人自己就琢磨明白了，不需要老师。只要我自己琢磨出一点门道，那都是我的本事，难道非得跟老师学了才叫厉害吗！”尚书萧宝寅上奏说：陈仲儒没跟老师学过，就轻易想搞这些创新，不符合规定，不能答应他，这事儿就这么黄了。
北魏的中尉东平王元匡，因为在朝堂上讨论事儿的时候，老是被任城王元澄怼得没话说，心里那叫一个气啊，就又把他以前准备的棺材拿出来（古代大臣准备棺材以表死谏的决心），打算上奏章弹劾元澄。元澄知道了，就反过来上奏元匡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审理后判了元匡死刑。秋天八月己未日，皇帝下诏免了元匡死罪，但把他的官爵都给削了，让车骑将军侯刚接替他当中尉。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为元匡求情，说：“元匡历经三代皇帝，他那刚正不阿的事迹，朝廷和民间都知道，所以高祖才赐他名叫‘匡’。先帝之前都包容他，陛下您也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要是一直把他贬下去，恐怕以后忠臣们都不敢说话了。”没过多久，又任命元匡为平州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孙。
九月庚寅日，胡太后去嵩山游玩，癸巳日回宫。太后没事的时候就跟兼中书舍人杨昱说：“我那些亲戚在外面当官，要是有啥做得不好的，你要是知道，可别瞒着我啊！”杨昱就上奏说扬州刺史李崇用五辆车装着搜刮来的财物，恒州刺史杨钧打造银质餐具，拿去贿赂领军元义。太后就把元义夫妻叫来，哭着责备他们。元义从此就记恨上杨昱了。杨昱叔父杨舒的老婆，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是元义的堂祖父。杨舒去世后，元氏多次请求和杨家人分开住，杨昱的父亲杨椿哭着责备她，没答应，元氏就怀恨在心。正好赶上瀛州百姓刘宣明谋反，事情败露后逃跑了。元义就指使元和还有元氏去诬告杨昱窝藏刘宣明，还说：“杨昱的父亲定州刺史杨椿，叔父华州刺史杨津，还送了三百套兵器，打算一起造反。”元义又添油加醋地把这事儿坐实。然后派了五百个御林军在夜里包围了杨昱家，进去搜查，结果啥都没搜到。太后问这是怎么回事，杨昱就把元氏因为之前的事儿记恨他们家的情况说了。太后就把杨昱的绑绳解开，要判元和还有元氏死刑，后来元义出面营救，元和只是被免了官，元氏最后竟然没被治罪。
冬天十二月癸丑日，北魏任城文宣王元澄去世。
庚申日，北魏大赦天下。
这一年，高句丽王高云去世，他的世子高安继位。
北魏因为选拔郎官的时候不够严格，质量不咋地，就大规模地进行筛选淘汰。只有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还有范阳的祖莹等八个人，因为确实有才能，被留了下来，其他的都被打发走了。羊深是羊祉的儿子。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如同北魏中后期的一幅“政治生态切片”，字里行间藏着制度痼疾、文化保守与权力博弈的多重密码，从现代视角解读，可窥见三个维度的深层矛盾：
公共工程的“烂尾困局”：资源错配与行政失效
北魏耗时十余年修建明堂、辟雍（象征礼制正统的国家级工程），却因“有司借役修寺”沦为半拉子工程。这背后是两套逻辑的冲突：
--国家叙事与现实利益的背离：明堂本是“经国之务”，关乎皇权合法性的礼制建构；但寺庙修建等“不急之费”却能为具体部门带来更直接的利益（如宗教势力的回馈、工程贪腐空间），导致资源被系统性挪用。
--改革空转的典型样本：源子恭的上书精准指出“废本逐末”的问题，皇帝也下诏支持，却依然“不能成”。这暴露了古代官僚体系的致命缺陷——缺乏闭环的执行监督机制，政策往往停留在“纸面同意”，难以突破既得利益的壁垒。
这种困境放在今天，恰似某些地方“形象工程”与民生项目争夺资源、最终因执行力缺失而搁置的现象，本质是公共资源分配中“短期利益”对“长期价值”的挤压。
技术创新的“传统枷锁”：知识垄断与实践歧视
陈仲儒试图依据京房律理论改良音律，却因“学不师受”被驳回，这一事件堪称古代版“创新者的窘境”：
--知识传承的路径依赖：有司以“何师何典”质疑，本质是将知识合法性捆绑于“师徒谱系”和“典籍认证”，排斥实践探索。陈仲儒以“燧人习火不拜师”反驳，点出创新的本质是“体知”而非“师承”，却难破传统认知的窠臼。
--专业壁垒的双重作用：京房律准“一寸含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的精密性，既体现古代声学的高超成就，也因技术细节的模糊（如“是否需柱”）成为保守派阻挠创新的借口——当专业知识缺乏标准化传承，任何突破都易被斥为“妄作”。
这与近代科学史上“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冲突如出一辙：萧宝寅以“不师受”否定实践成果，恰似某些学术权威以“不符合既有理论”压制新发现，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异端创新”的天然警惕。
权力游戏的“潜规则”：派系倾轧与制度虚设
任城王澄与东平王匡的互攻、元义构陷杨昱两起事件，撕开了北魏朝堂的温情面纱：
--私人恩怨凌驾于公共讨论：东平王匡因“论议被夺”竟准备“治棺死谏”攻击对手，任城王澄则罗列三十条罪状反击，将政见分歧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辛雄以“高祖赐名‘匡’”为由求情，实则是以“先帝意志”对冲派系倾轧，却难改制度被架空的现实。
--法治沦为权力工具：元义诬告杨昱谋反，动用“御杖五百人夜围宅第”，查无实据后，太后虽判诬告者死刑，却因元义干预最终“免官了事”。法律的伸缩性完全取决于权力大小，暴露了“人治”下制度的脆弱性——胡太后的“泣而责之”看似公正，实则是对权贵集团的妥协。
这种“以私废公”“权大于法”的生态，与历史上诸多王朝末年的乱象一脉相承：当官僚集团将精力用于内斗而非治理，当制度沦为派系博弈的工具，政权的衰落便只是时间问题。
结语：细节中的时代病灶
从“十余年不成”的明堂，到“被驳回的音律创新”，再到“不了了之的诬告案”，这些细节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北魏中后期的衰败，不仅是外部动荡的结果，更是内部系统的溃败——行政效率低下、创新活力被抑、权力监督失效，三重病灶叠加，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伏笔。而其中折射的“资源错配”“创新压制”“权力异化”等问题，至今仍有现实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