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略逃跑后，投奔老朋友河内的司马始宾。司马始宾和元略扎了个荻草筏子，趁着夜里渡过孟津，跑到屯留栗法光家，接着又去投靠西河太守刁双，在他家藏了一年多。当时朝廷悬赏捉拿元略，抓得可紧了，元略害怕，就请求刁双送他出境。刁双说：“人早晚都得死，难得的是能为知己而死，您别担心这个。”但元略坚持要往南跑，刁双没办法，就让侄子刁昌送元略过江，元略这才逃到梁朝，梁武帝封元略为中山王。刁双是刁雍的族孙。元义诬陷刁整送元略逃跑，把刁整和他的子弟都抓了起来，御史王基等人极力为他们辩解，这才免去灾祸。
甲子日，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睿去世。当时梁武帝特别推崇佛教，官员和百姓都跟风信奉，只有韦睿觉得自己身为大臣，不想随波逐流，行事还跟平常一样。
九月戊戌日，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为丞相，让他总管朝廷内外事务，和元义一起处理各种政务。
当初，柔然的佗汗可汗娶了伏名敦的妻子候吕陵氏，生下伏跋可汗以及阿那瑰等六个儿子。伏跋当上可汗后，小儿子祖惠突然失踪了，悬赏寻找也没找到。有个叫地万的巫师说：“祖惠现在在天上呢，我能把他叫下来。”于是就在大湖边搭起帐篷，祭祀天神。祖惠还真就突然出现在帐篷里，还自己说一直在天上。伏跋高兴坏了，称地万为圣女，娶她做了可贺敦（相当于王后）。地万既能用些邪门歪道，又长得漂亮，伏跋对她又敬重又宠爱，什么都听她的，结果地万就开始扰乱国家政事。就这么过了几年，祖惠慢慢长大了，对他母亲说：“我其实一直在地万家，根本没上过天，说‘上天’是地万教我这么说的。”他母亲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告诉了伏跋，伏跋却说：“地万能预知未来的事，你别在这儿说坏话！”后来地万害怕了，就在伏跋面前诬陷祖惠，把祖惠给杀了。候吕陵氏派大臣具列等人把地万绞死了；伏跋大怒，要杀具列等人。正好赶上阿至罗入侵，伏跋带兵迎击，结果打了败仗回来。候吕陵氏就和大臣们一起把伏跋杀了，立他弟弟阿那瑰为可汗。阿那瑰刚当上可汗十天，他的族兄示发就率领几万人来攻打他，阿那瑰战败，和弟弟乙居伐骑着快马逃到了北魏。示发杀了候吕陵氏和阿那瑰的两个弟弟。
北魏清河王元怿死后，汝南王元悦对元义一点怨恨都没有，还拿桑落酒去讨好元义，极尽谄媚之能事。元义特别高兴，冬天十月乙卯日，任命元悦为侍中、太尉。元悦向元怿的儿子元亶索要元怿的服饰和玩物，元亶没能及时满足他的要求，元悦就把元亶打了一百板子，差点把人打死。
柔然可汗阿那瑰快到北魏的时候，北魏皇帝派司空京兆王元继、侍中崔光等人依次去迎接他，赏赐和慰劳都特别丰厚。北魏皇帝在显阳殿接见阿那瑰，还设宴款待，把阿那瑰的座位安排在亲王之下。宴会快结束的时候，阿那瑰拿着奏章站在座位后面，皇帝下诏让他到御座前，阿那瑰拜了两拜说：“我因为家里出了变故，就轻装来到朝廷。我国的臣民都已经逃散了。陛下的恩情比天地还大，求您派兵送我回本国，消灭叛逆，召集逃散的百姓。我一定会带领剩下的臣民，侍奉陛下。我说的这些还不能表达我全部的心意，另外还有奏章陈述。”说完就把奏章交给中书舍人常景，让他奏报给皇帝。常景是常爽的孙子。
十一月己亥日，北魏封阿那瑰为朔方公、蠕蠕王，赏赐他衣服、轻便马车。俸禄、抚恤和仪仗卫队，都和亲王一样。当时北魏正是强盛的时候，在洛水桥南御道东边建了四座馆舍，道西边设了四个里坊：从江南来投降的人，安排在金陵馆，三年之后在归正里赐给住宅；从北方少数民族来投降的，安排在燕然馆，在归德里赐宅；从东方少数民族来投降的，安排在扶桑馆，在慕化里赐宅；从西方少数民族来投降的，安排在崦嵫馆，在慕义里赐宅。阿那瑰来朝见的时候，就把他安排在燕然馆。阿那瑰多次请求回国，朝廷大臣们意见不一，没能决定下来。阿那瑰就用一百斤金子贿赂元义，元义就同意他北归。十二月壬子日，北魏命令怀朔都督挑选两千精锐骑兵护送阿那瑰到边境，观察情况再决定是否接纳他回国。如果柔然那边有人迎接，就赏赐丝绸、车马，以礼相送后返回；如果对方不接受，就听任阿那瑰回到朝廷。他的行装和路费，由尚书酌情供给。
辛酉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司徒。
北魏派使者刘善明来梁朝访问，两国这才重新恢复友好往来。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南北朝时期各方势力的权谋博弈与社会百态，字里行间藏着时代的荒诞与人性的复杂，值得从多个维度剖析：
乱世中的生存哲学：道义与投机的撕裂
--刁双的选择堪称乱世清流。在元略被重金悬赏时，他一句所难遇者为知己死耳，道破了魏晋风骨中士为知己者死的余韵。相比之下，汝南王悦的行径则暴露了权力场的扭曲——兄长元怿被元义害死，他竟用桑落酒谄媚凶手，甚至因索要遗物不满就将侄子元亶打至濒死，这种极端利己主义恰是北魏皇族内耗的缩影。
--元略的流亡轨迹更像一面镜子：从司马始宾的荻筏夜渡，到栗法光、刁双的接力庇护，再到最终南奔梁朝被封中山王，个体命运在政权夹缝中如飘蓬般起落，而每个接纳者的选择，都是道义与风险的博弈。
宗教与权力的纠缠：信仰成为博弈工具
--梁武帝崇释氏，士民无不从风而靡的背景下，韦睿不欲与俗俯仰的坚守格外刺眼。这种对抗并非简单的反佛，而是官僚体系中与的角力——当整个社会陷入宗教狂热，保持理性反成异类，暗示着梁朝后期因佞佛而荒废政务的隐患。
--柔然的地万事件更具荒诞性：以巫术窃取国政，用谎言控制可汗，最终因少年祖惠的实话败露。这场闹剧本质是原始宗教对政治的绑架，暴露了游牧政权中神权依附王权的脆弱平衡，一旦谎言被戳破，便是血雨腥风的权力洗牌。
外交博弈：弱者的依附与强者的算计
--阿那瑰奔魏堪称南北朝外交的经典案例。他在显阳殿再拜乞兵的姿态，将柔然的困境与北魏的强势对比得淋漓尽致。北魏为其设立燕然馆、赐亲王待遇，看似厚待，实则是将其作为牵制北方游牧势力的棋子——允许其北归却只派两千骑兵护送，观机招纳的指令，暴露了以夷制夷的深层算计。
--洛阳四馆四里的设置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秀：将江南、北夷、东夷、西夷降者分而治之，既炫耀北魏的强盛，又通过等命名强化文化优越感。这种本质是对异域势力的符号化管理，用空间隔离实现心理上的臣服。
权力结构的溃败：从皇族内斗到制度失灵
--元义在杀死清河王怿后，竟能与高阳王雍共决庶务，甚至收受阿那瑰重金就改变国策，说明北魏的官僚体系已被私人利益侵蚀。汝南王悦被提拔为太尉，更是权力异化的极致——无能者因谄媚上位，忠良者遭排挤杀戮，预示着北魏六镇之乱前的统治危机。
--柔然可汗继位十日便遭族兄攻击，阿那瑰逃亡时母亲与弟弟被杀，这种宗族相残的循环，暴露了游牧政权兄终弟及继承制的致命缺陷：权力交接缺乏制度约束，只能靠暴力角逐，最终导致整个部族的衰落。
这段历史就像一幅撕裂的画卷：一边是士人的道义坚守，一边是权贵的投机钻营；一边是帝国的外交算计，一边是部族的血腥内斗。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环环相扣——北魏的腐败为六镇之乱埋下伏笔，柔然的衰落改变了北方草原格局，梁朝的佞佛加速了江南的衰败，最终在数十年后催生出更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其中不变的，是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以及乱世中个体命运的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