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二年（公元521年，辛丑年）
春天，正月辛巳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
在健康设置了孤独园，用来收养穷苦百姓。
戊子日，梁朝大赦天下。
北魏南秦州的氐族人造反了。
北魏征调临近郡县的一万五千士兵，让怀朔镇将杨钧率领，护送柔然可汗阿那瑰回国。尚书右丞张普惠上奏章说：“柔然长期以来都是咱们边境的祸患，现在上天给他们降下灾祸，让他们遭受苦难，大概是想让他们知道咱们这种有道之国的好处，从而洗心革面，向咱们大魏低头称臣。陛下您应该让百姓安居乐业，以自身的恭敬来使他们心悦诚服。阿那瑰主动前来归顺，安抚他就行了；可现在却先让自己这边劳师动众，在京城附近调集军队，把他们送到荒远之地，去救助咱们几代人的强敌，资助这个老天都要让他灭亡的蛮夷。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么做有啥好处。这不过是边境将领贪图一时的功劳，却不考虑战争是凶险的事，帝王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兵。况且现在旱灾正严重，陛下您出于圣慈，都减少了膳食，却派一万五千人让杨钧带领，还想趁这个时候去平定柔然，这能成功吗？要是出了啥闪失，杨钧就算死了，他的肉够大家吃吗？那些宰辅大臣只喜欢做点表面功夫，不考虑国家安危的大计，这就是我心寒的原因啊。再说了，阿那瑰回不去，对咱们又有啥信义上的亏欠呢，我地位低，本不该议论这些，但文书经过我手，我不敢不把想法说出来。”但他的建议没被采纳。阿那瑰在西堂辞行，皇帝下诏赐给他兵器、衣物被褥、杂色丝绸、粮食牲畜等，样样都很优厚，还命令侍中崔光等人到外城慰劳并送行。
阿那瑰往南逃奔的时候，他的堂兄婆罗门率领几万人去讨伐示发，把示发给打败了，示发逃到地豆干，地豆干人把他杀了，柔然国人就推举婆罗门为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上奏说：“柔然已经有了新的君长，恐怕不会让杀兄之人去郊外迎接他的弟弟。咱们轻易派兵过去，又空手而回，只会损害国家威严。要是不多派些军队，根本没办法送阿那瑰回到北方。”二月，北魏派以前曾出使过柔然的牒云具仁去告诉婆罗门，让他迎接阿那瑰。
辛丑日，梁武帝到明堂祭祀。
庚戌日，北魏派代理抚军将军邴虬去讨伐南秦州反叛的氐族人。
北魏元义、刘腾囚禁胡太后的时候，右卫将军奚康生参与了这个阴谋，元义任命奚康生为抚军大将军、河南尹，还让他统领皇帝身边的侍卫。奚康生的儿子奚难当娶了侍中、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侯刚的儿子又是元义的妹夫，元义因为奚康生和自己有了姻亲关系，就对他很信任，他们三个人经常一起在宫中留宿，有时候也轮流出去，还让奚难当担任千牛备身（一种高级侍卫）。奚康生性格粗鲁，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元义有点怕他，从脸色上就能看出来，奚康生自己也有点害怕不安。甲午日，北魏皇帝到西林园朝见太后，文武大臣陪坐，大家喝酒喝到兴头上，就轮流起来跳舞，奚康生就跳起了力士舞，在转身的时候，每次都看着太后，举手、跺脚、瞪眼、点头，做出要抓要杀的样子，太后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敢说话。天快黑的时候，太后想带着皇帝住在宣光殿，侯刚说：“皇上已经朝见过了，嫔妃们都在南边，何必留宿呢！”奚康生说：“皇上是陛下的儿子，跟着陛下想东想西，还用问别人吗！”大臣们都不敢回应。太后起身拉着皇帝的胳膊，下堂就走。奚康生大声高呼万岁。皇帝往前走进入殿门，左右的人互相推挤，门都关不上。奚康生夺过奚难当的千牛刀，砍伤了值殿的元思辅，局面才稳定下来。皇帝登上宣光殿后，左右侍臣都站在西阶下。奚康生借着酒劲要出去安排事情，结果被元义抓住，锁在了门下省。光禄勋贾粲哄骗太后说：“侍卫们心里害怕不安，陛下您应该亲自去安慰一下。”太后信了他的话，刚下殿，贾粲就扶着皇帝从东边的廊下出去，到了显阳殿，把太后关在了宣光殿。到了晚上，元义不露面，让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几个人到奚康生被关押的地方审讯，判处奚康生斩首，奚难当绞刑。元义和侯刚都在宫里，假传圣旨裁决：“奚康生按奏请的判罚，奚难当免死，改判流放。”奚难当哭着和父亲告别，奚康生却很慷慨，一点不悲伤，说：“我又不是造反，死就死呗，你哭啥！”当时天已经黑了，有关官员把奚康生押到刑场，斩首了。尚食典御奚混和奚康生一起拿着刀进殿，也被判处绞刑。奚难当因为是侯刚的女婿，被留了一百多天，最后还是被流放到安州；过了很久，元义派行台卢同去把他杀了。元义还任命刘腾为司空。朝廷的八座大臣（指尚书令、仆射等高级官员）、九卿常常一大早就到刘腾家，看他脸色行事，然后才去官府办公，有的人甚至几天都见不到刘腾。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请托，都得看送的财物多少。水路、陆路的利益，山林湖泽的物产，刘腾到处都要垄断，还剥削六镇的百姓，和别人做买卖互通有无，每年的利息收入高达万万钱。他还强占邻居的房舍来扩大自己的住宅，远近的人都深受其苦。
京兆王元继觉得他们父子的权势地位太显赫了，坚决请求把司徒的职位让给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夏天，四月庚子日，朝廷任命元继为太保，侍中的职位不变；元继坚决推辞，朝廷没答应。壬寅日，任命崔光为司徒，侍中、祭酒、着作郎等职位也照旧。
北魏的牒云具仁到了柔然，婆罗门特别傲慢，一点谦逊避让的意思都没有，还要求牒云具仁对他以礼相待；牒云具仁不屈服，婆罗门这才派大臣丘升头等人率领两千士兵，跟着牒云具仁去迎接阿那瑰。五月，牒云具仁回到镇所，详细报告了那边的情况。阿那瑰害怕，不敢前进，上奏请求回到洛阳。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北魏普通二年（公元521年）的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时期政权动荡、权力博弈与民生治理的复杂图景，其中诸多细节值得深入剖析：
梁魏治理对比：民生关怀与权力失序的分野
--梁朝的“孤独园”与大赦：梁武帝在建康设立“孤独园”收养穷民，配合大赦令，展现了传统儒家“仁政”理念的实践。这一举措虽属局部福利，却在乱世中为底层民众提供了基本生存保障，与北魏后期的社会动荡形成鲜明对比。梁武帝通过祭祀南郊、明堂等礼仪活动强化皇权合法性，同时以民生政策笼络人心，反映了南朝政权在“汉化”进程中对治理伦理的重视。
--北魏的边患与决策困境：北魏南秦州氐族叛乱与柔然问题交织，暴露了其边疆治理的脆弱性。张普惠反对出兵护送阿那瑰的上疏，直指北魏决策的三大弊端：好大喜功（“边将贪窃一时之功”）、违背时宜（“旱暵方甚”却兴师动众）、轻重倒置（耗费资源扶持“天亡之丑虏”）。但北魏朝廷未纳其言，反而坚持用兵，凸显了权臣主导下“政治利益优先于实际利弊”的决策逻辑——元义等人更在意通过对外行动巩固权力，而非边疆稳定的长远考量。
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从“盟友”到“刀俎”的反转
--奚康生的悲剧：作为参与幽禁胡太后的核心成员，奚康生本是元义的“盟友”，却因“粗武”“言气高下”遭猜忌。西林园宴会上，他借“力士舞”向太后示好，试图在权力缝隙中自保，最终被元义罗织罪名诛杀。这一事件揭示了北魏权力场的零和博弈：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元义对奚康生的清算，既是消除潜在威胁，也是向朝臣传递“绝对服从”的信号。
--刘腾的专权与腐败：刘腾凭借拥立之功升任司空，却将权力异化为敛财工具——“舟车之利，山泽之饶，所在榷固”“刻剥六镇”“岁入利息以巨万万计”。其“逼夺邻舍以广其居”的贪婪，与北魏朝廷的纵容形成呼应，反映了北魏后期制度性腐败的蔓延：当权力失去制约，即便是宦官也能凌驾于官僚体系之上，加剧了统治基础的崩塌。
外交博弈的荒诞性：柔然内斗与北魏的被动介入
--柔然的“可汗之争”：阿那瑰与婆罗门的权力争夺，本质是柔然部族势力的内耗。北魏试图以“册立阿那瑰”介入，却因婆罗门“骄慢无逊避心”而陷入尴尬——牒云具仁的斡旋失败，证明外部势力难以强行左右游牧政权的内部选择。阿那瑰最终“不敢进”并请求返回洛阳，暴露了北魏“宗主国”身份的虚浮：其影响力仅能覆盖表面册封，却无法解决实际的部族矛盾。
--北魏的战略短视：杨钧提出“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实则将北魏拖入柔然内战的泥潭。张普惠曾警告“救累世之勍敌，资天亡之丑虏”，不幸言中——北魏为扶持一个傀儡可汗耗费兵力，却未能换来边境安宁，反而因资源投入过度，加速了自身的衰落（六镇之乱的伏笔已现）。
权力平衡的虚幻：宗室与权臣的互相利用
--京兆王继的“让权”表演：自请将司徒之位让给崔光，看似“避权”，实则是北魏宗室在元义专权下的自保策略。北魏朝廷最终“以继为太保，侍中如故”，既维持了宗室体面，又未触动元义的核心权力，这种“平衡”本质是权力妥协的假象，无法改变朝政被少数人操控的实质。
--崔光的“中立”困境：作为文官代表，崔光虽升任司徒，却“侍中、祭酒、着作如故”，其权力仍被元义、刘腾架空。这种“位高权轻”的状态，反映了北魏后期文官集团的边缘化：在宗室与宦官的角力中，士大夫阶层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加剧了政权的治理失效。
结语：乱世中“治理失序”的共性警示
这段史料中的梁魏对比尤为深刻：梁朝以“孤独园”等举措维系社会稳定，虽未能改变南北分裂格局，却展现了治理的底线思维；北魏则在权力内斗、边疆冒进、腐败蔓延中持续失血，其教训印证了一个规律——当政权将“权力争夺”置于“民生治理”之上，无论曾经多么强盛，终将被内外危机反噬。奚康生的死、刘腾的贪、柔然的乱，实则是北魏统治体系崩塌前的连锁反应，为六世纪中叶的“河阴之变”与北魏分裂埋下了必然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