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丞相宇文泰觉得战事一直没停，官员和百姓都又累又苦，就命令相关部门参考古今制度，制定出适合当下、便于治理国家的办法，弄出了二十四条新制度，上奏后开始施行。
宇文泰任用武功人苏绰为行台郎中，过了一年多，宇文泰还不了解他。但行台里的人都夸苏绰能干，有啥拿不准的事儿都找他决断。宇文泰跟仆射周惠达讨论事情，周惠达答不上来，就请求出去商量商量。出来后，周惠达把事儿告诉了苏绰，苏绰帮他分析处理，周惠达进去汇报，宇文泰觉得说得很好，就问：“谁帮你出的主意？”周惠达说是苏绰，还夸苏绰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宇文泰就提拔苏绰为着作郎。
有一次，宇文泰跟公卿们去昆明池看捕鱼，走到汉代的仓池旧址，宇文泰问身边的人这是咋回事，没人知道。宇文泰就把苏绰叫来问，苏绰详细地说了情况。宇文泰很高兴，又问起天地万物起源、历代兴亡的事儿，苏绰对答如流。宇文泰就跟苏绰并马慢慢走，到了昆明池，结果连渔网都没下就回去了。晚上还把苏绰留下来，跟他讨论政务，躺着听苏绰讲。苏绰把治理国家的关键说得头头是道，宇文泰听着听着就坐起来，整理好衣服，挺直身子，不知不觉就把膝盖挪到了席子前沿，两人一直聊到天亮，宇文泰都没听够。第二天早上，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个奇才！我要让他处理政务。”马上就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掌管机密事务，从此对他的宠信和待遇越来越好。苏绰还制定了文案的书写格式，比如用红笔批示、用黑笔记录，还有统计账册、户籍管理的办法，后来很多都被沿用。
东魏任命封延之当青州刺史，来接替侯渊。侯渊没了刺史的职位，心里害怕，走到广川的时候，就造反了。晚上，他袭击青州城南外城，还在周边郡县抢劫掠夺。夏天，四月，丞相高欢派济州刺史蔡俊去讨伐他。侯渊的部下很多都叛变了，他想往南跑，在路上被一个卖浆的人杀了，脑袋被送到了邺城。
元庆和攻打东魏的城父，丞相高欢派高敖曹率领三万人赶往项城，窦泰率领三万人去城父，侯景率领三万人去彭城，任命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指挥各路军队。
五月，西魏给丞相宇文泰加官为柱国。
元庆和带兵逼近东魏的南兖州，东魏洛州刺史韩贤抵抗他。六月，元庆和攻打南顿，被豫州刺史尧雄打败。
秋天，七月甲戌日，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万俟受洛干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
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南梁州刺史樊文炽合兵包围晋寿，西魏东益州刺史傅敬和投降。萧范是萧恢的儿子，傅敬和是傅竖眼的儿子。
西魏下诏书列举高欢二十条罪状，还说：“朕要亲自统领六军，跟丞相一起扫除这个大坏蛋。”高欢也发文书到西魏，说宇文黑獭（宇文泰）、斛斯椿是叛逆，还宣称：“现在我分派各位将领，带领百万大军，按期向西讨伐。”东魏派行台元晏攻打元庆和。
有人告发东魏司空济阴王元晖业跟七兵尚书薛琡对西魏有二心，八月辛卯日，他们被抓起来送到晋阳，都被免了官。
甲午日，东魏征调七万六千百姓在邺城修建新宫殿，让仆射高隆之跟司空胄曹参军辛术一起负责营建，修建的邺城南城周长二十五里。辛术是辛琛的儿子。
赵刚从蛮地去见东魏东荆州刺史赵郡人李愍，劝他归附西魏，李愍听从了，赵刚因此得以到达长安。丞相宇文泰任命赵刚为左光禄大夫。赵刚劝说宇文泰把贺拔胜、独孤信等人从梁朝召回来，宇文泰就派赵刚去梁朝邀请他们。
九月丁巳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元旭为司空。
冬天，十月，西魏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稚去世。
西魏秦州刺史王超世，是丞相宇文泰的内兄，这人特别傲慢，还贪污受贿，宇文泰上奏请求依法处置，皇帝下诏赐他死罪。
十一月丁未日，侍中、中卫将军徐勉去世。徐勉虽然不像范云那样刚正不阿，但也不会迎合别人、随便附和，所以梁朝说起贤能的丞相，都称赞范云和徐勉。
癸丑日，东魏孝静帝到圜丘祭祀。
甲午日，东魏的阊阖门着火了。这门刚建成的时候，高隆之骑着马远远一看，就对工匠说：“西南角比其他地方高了一寸。”一量，果然是这样。太府卿任忻集觉得自己手艺精湛，不肯改。高隆之因此记恨他，到这时候就向丞相高欢诬陷说：“任忻集偷偷跟西魏勾结，让人故意放火烧门。”高欢就把任忻集杀了。
北梁州刺史兰钦带兵攻打南郑，西魏梁州刺史元罗献州投降。
东魏任命丞相高欢的儿子高洋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太原公。高洋这人内心聪明果断，但外表看起来好像不太机灵，他的兄弟和其他人都笑话他、看不起他；只有高欢觉得他不一样，对长史薛琡说：“这孩子的见识和思虑超过我。”高洋小时候，高欢曾经想看看几个儿子的心智，就给他们每人一团乱丝，让他们整理好，只有高洋抽出刀把乱丝斩断，说：“乱的东西就得斩断！”又给每个儿子分配一些士兵，让他们外出，派都督彭乐带着披甲的骑兵假装攻打他们，高澄等兄弟都吓得乱了阵脚，只有高洋指挥众人跟彭乐对抗，彭乐摘下头盔说明情况，高洋还是把他抓住献给了高欢。
当初，大行台右丞杨愔的堂兄岐州刺史杨幼卿，因为说话太直被孝武帝杀了，杨愔的同事郭秀嫉妒他的才能，吓唬他说：“高王要把你送到皇帝那儿去。”杨愔害怕了，就改名换姓逃到田横岛。过了很久，高欢听说他还活着，就召他回来当太原公开府司马，不久后，又让他当大行台右丞。
十二月甲午日，东魏根据官员所做的事情，给文武官员发放俸禄。
西魏任命念贤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
这一年，鄱阳有个叫鲜于琛的妖贼，改年号为上愿，手下有一万多人。鄱阳内史吴郡人陆襄去讨伐，把他抓住了，审查他的同党时，没有滥杀无辜。百姓歌颂他说：“鲜于琛被平定后善恶分明，百姓没有冤枉死去的，多亏了陆君。”
柔然头兵可汗向东魏求婚，丞相高欢把常山王的妹妹封为兰陵公主，嫁给了他。之前柔然老是侵犯西魏，西魏派中书舍人库狄峙出使柔然，跟他们商议和亲，从这以后，柔然就不再来侵犯了。
【内核解读】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中后期：东西魏的制度竞赛与暗流涌动。当苏绰在昆明池畔为宇文泰纵论兴亡，当高洋以“乱者必斩”的狠辣斩断乱丝，东西魏的角力已从战场延伸至制度与人才的深层较量。这一时期，西魏在宇文泰的主导下开启制度革新，东魏则在高欢的掌控中暴露内部裂痕，而梁朝的零星介入与边疆部族的摇摆，更让乱世棋局显得扑朔迷离。
西魏的“制度破局”：苏绰登场与宇文泰的“求贤若渴”
宇文泰推行“二十四条新制”与发掘苏绰的过程，标志着西魏从“军事割据”向“制度建国”的关键转折。这场看似偶然的人才相遇，实则是关陇集团崛起的必然。
“二十四条新制”：乱世中的治理觉醒。宇文泰因“军旅未息，吏民劳弊”，命人制定“可以便时适治”的二十四条新制，这是西魏摆脱北魏积弊的首次系统性尝试。这些制度虽未留下具体条文，但从后续苏绰的改革方向推测，大概率涉及赋税简化、吏治整顿与军事动员——针对的正是北魏末年“政令混乱、民不聊生”的顽疾。相比东魏“撤洛阳宫殿运材入邺”的粗放，西魏的制度建设更具前瞻性，为关陇集团的长期发展奠定了规则基础。
--苏绰的“一鸣惊人”：寒门人才的逆袭范本。
苏绰从“行台郎中”到“大行台左丞”的跃升，堪称乱世人才选拔的经典案例：
初入仕途时“泰未之知”，却凭才干在台中“有疑事皆就决之”，展现出“实干型”人才的特质；
昆明池畔，面对宇文泰对“汉故仓池”的询问，众人皆茫然，唯有苏绰“具以状对”，更能纵论“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暴露了北魏旧官僚的知识贫瘠与苏绰的博古通今；
深夜论政时，苏绰“指陈为治之要”，让宇文泰“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其核心思想（后来发展为《六条诏书》）直击“澄清吏治、发展生产”的要害。
宇文泰对苏绰的破格提拔，打破了北魏“门阀垄断”的用人传统，标志着西魏“唯才是举”路线的确立。而苏绰创制的“朱出墨入”（公文用印规范）、“计帐户籍之法”（财政统计制度），更成为后世官僚体系的基础——制度的优势，正在于将“能人政治”转化为“规则政治”。
“斩内兄以明法”：宇文泰的纪律震慑。秦州刺史王超世因“骄而黩货”被宇文泰赐死，而王超世是“泰之内兄”（妻子的兄长）。这种“大义灭亲”的操作，与东魏高欢对儿子高澄的纵容形成鲜明对比，传递出清晰信号：西魏推行“法治”，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豁免。宇文泰用内兄的人头立威，既整顿了吏治，又强化了自己的权威，为制度推行扫清了障碍。
东魏的“内忧外患”：高欢的统治困境与继承人隐忧
东魏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呈现出“强干弱枝”的疲态：高欢虽能压制表面叛乱，却无法解决内部的信任危机与制度惰性。
侯渊之死：地方军阀的末路。青州刺史侯渊因“失州任而惧”，在广川发动叛乱，最终“于道为卖浆者所斩”。这位曾靠欺诈夺取青州的军阀，结局竟如此狼狈，印证了“投机者难长久”的规律。侯渊的叛乱与败亡，暴露了东魏对地方控制的脆弱性——高欢虽能靠军事力量平定叛乱，却无法建立稳定的地方治理体系，只能任由“强者割据”的循环上演。
阊阖门灾与任忻集之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东魏邺城阊阖门因“西南独高一寸”引发火灾，高隆之趁机诬陷设计者任忻集“潜通西魏”，导致其被斩。这场看似荒诞的“建筑事故追责”，实则是东魏官僚内斗的缩影：高隆之与任忻集的矛盾，本质是旧官僚与技术官僚的冲突，而高欢的“斩之”，则暴露了他对官僚体系的掌控方式——靠猜忌与诛杀维持权威，而非制度约束。这种统治模式，注定难以形成稳定的治理团队。
高洋的“藏拙”与高澄的“显能”：继承人的明暗博弈。高欢之子高洋“内明决而外如不慧”，被众人嗤鄙，唯独高欢认为“此儿识虑过吾”。其“斩乱丝”“抗彭乐”的表现，展现出与兄长高澄截然不同的狠辣与果决：
高澄以“风流”闻名，却因私通父妾险些失位；
高洋则以“愚钝”为伪装，实则暗藏野心。
高欢对高洋的特殊看待，预示着东魏（北齐）未来的权力斗争——表面的继承人（高澄）与隐藏的竞争者（高洋）之间的张力，为日后高洋篡位埋下伏笔。相比西魏宇文泰“任人唯贤”的格局，东魏的“家族内斗”消耗了更多统治资源。
边疆与南朝的“边缘博弈”：势力消长的微妙平衡
梁朝的军事试探与柔然的和亲选择，虽未改变东西魏的核心对峙，但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双方的战略空间。
梁朝的“象征性北伐”：有心无力的徒劳。元庆和攻东魏城父、南顿，最终被尧雄击败；兰钦攻南郑虽迫降魏梁州刺史元罗，却无法形成持续攻势。这些行动暴露了梁朝的“暮年困境”：梁武帝晚年沉溺佛教，朝政懈怠，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只能进行小规模袭扰，无力利用东西魏分裂的机遇实现北伐大业。“鲜于琛起义”被陆襄平定后，民间歌谣“民无枉死赖陆君”，更反衬出梁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难以对外形成有效突破。
柔然的“和亲选择”：现实主义的生存策略。柔然头兵可汗先求婚于东魏，后与西魏“约和亲”，这种“两边讨好”的姿态，本质是草原部族的生存智慧：谁能提供更多利益，就暂时倒向谁。东魏以“兰陵公主”和亲，西魏则派库狄峙“奉使约和”，双方都试图拉拢柔然以稳定北境。最终柔然“不复为寇”，为东西魏的对峙减少了外部干扰，使其能集中精力于内部整合与相互攻伐。
结语：制度优劣决定的历史走向
这一时期的东西魏，已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西魏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宇文泰通过发掘苏绰、推行新制、整肃法纪，将关陇地区打造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其核心是“凝聚力量”；
--东魏以“权力压制”为手段，高欢靠军事威慑、家族控制、官僚内斗维持统治，却无法解决地方割据与继承危机，其核心是“消耗资源”。
苏绰与高洋的对比尤为典型：一个是寒门人才靠能力上位，推动制度进步；一个是贵族子弟靠伪装藏拙，等待权力真空。这种差异，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分野，更是两个政权“气质”的写照——西魏在“创造规则”，东魏在“利用规则”，而历史最终证明：能制定规则并坚守规则的一方，才能笑到最后。
当苏绰的“计帐户籍之法”在关陇落地生根，当高欢的邺城新宫仍在大兴土木，东西魏的胜负已在制度与人才的较量中悄然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