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二年（公元536年，丙辰年）
春天，正月辛亥日，西魏在南郊举行祭祀，改用神元皇帝配祭。
甲子日，东魏丞相高欢亲自率领一万骑兵突袭西魏的夏州。他行军途中不生火做饭，四天就赶到了。到了之后，把长矛绑起来做成梯子，趁着夜色攻入城中，活捉了刺史斛拔俄弥突，还继续任用他。高欢留下都督张琼带兵镇守，把夏州部落的五千户人家迁回了东魏。
西魏灵州刺史曹泥和他的女婿凉州刺史普乐人刘丰，又叛变投降了东魏。西魏派兵包围了他们，用水灌城，水离城头只剩四尺。东魏丞相高欢派阿至罗的三万骑兵直接赶往灵州，绕到西魏军队背后，西魏军队只好撤退。高欢率领骑兵迎接曹泥和刘丰，把剩下的五千户人家也带了回去，任命刘丰为南汾州刺史。
东魏要给丞相高欢加九锡，高欢坚决推辞，这事儿就作罢了。
梁武帝为西魏文帝建造皇基寺来为他祈福，让有关部门去寻找好木材。曲阿的弘氏从湘州买了巨大的木材，顺着长江往东运。南津校尉孟少卿为了讨好梁武帝，诬陷弘氏是强盗，把他杀了，没收木材用来建造皇基寺。
二月乙亥日，梁武帝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
东魏勃海王高欢的世子高澄，年仅十五岁，担任大行台、并州刺史。他请求到邺城辅佐朝政，丞相高欢没答应。丞相主簿乐安人孙搴替他求情，高欢才同意。丁酉日，任命高澄为尚书令，加任领军、京畿大都督。西魏朝廷虽然听说高澄有才能见识，但因为他年纪小，还是没太把他当回事。高澄到了邺城后，执法严格，处理事情果断不拖沓，朝廷内外都对他敬畏有加。他还提拔并州别驾崔暹为左丞、吏部郎，对他十分信任重用。
司马子如、高季式叫孙搴去痛饮，孙搴喝得酩酊大醉，不幸去世。丞相高欢亲自来参加葬礼。司马子如叩头请罪，高欢说：“你这是折断了我的右臂啊，赶紧给我找个能代替他的人！”司马子如推荐了中书郎魏收，高欢就让魏收当了主簿。魏收是魏子建的儿子。过了些日子，高欢对高季式说：“你喝酒把我的孙主簿给喝没了，魏收处理文书不太合我心意。司徒曾经说过有个人做事谨慎细密，是谁来着？”高季式推荐了司徒记室广宗人陈元康，说：“这人能在夜里摸黑写字，是个办事麻利的人。”高欢召见陈元康，见了一面，就任命他为大丞相功曹，掌管机密事务，后来又升为大行台都官郎。当时国家军事政务繁忙，陈元康对各种事务都了如指掌。高欢有时候外出，出发前会把陈元康留在后面，在马上口授九十多条指令，陈元康屈指计数，都能全部记住。陈元康和功曹平原人赵彦深一起掌管机密，当时的人把他们称作“陈、赵”。而且陈元康权势比赵彦深更重，性格又温和谨慎，高欢特别亲近他，说：“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就像老天赐给我的！”赵彦深本名赵隐，以字行世。
东魏丞相高欢让阿至罗去逼迫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高欢自己则率领大军接应。
三月戊申日，丹杨的陶弘景去世。陶弘景博学多才，精通各种技艺，喜欢养生之道。他在南齐的时候担任奉朝请，后来弃官，隐居在茅山。梁武帝早年就和他有来往，即位之后，对他礼遇深厚，每次收到他的书信，都要焚香虔诚地阅读。梁武帝多次亲笔写信邀请他出山，陶弘景都没答应。国家每遇到吉凶、征讨等大事，都会先向他咨询，一个月里常常有好几封信往来，当时的人都称他为“山中宰相”。陶弘景临死前，写了首诗：“夷甫（王衍）行事散漫放诞，平叔（何晏）空谈玄理；谁能想到昭阳殿，竟然成了单于的宫殿！”当时士大夫们都热衷于谈论玄理，不重视军事，所以陶弘景在诗里提到了这些。
甲寅日，东魏任命华山王元鸷为大司马。西魏任命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万俟洛为太宰。
夏天，四月乙未日，梁朝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的元法僧为太尉。
尚书右丞考城人江子四呈上密封的奏章，详细地指出了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五月癸卯日，梁武帝下诏说：“古人说过，‘屋顶漏雨，住在屋里的人最清楚’。我有过失自己却察觉不到，江子四等人奏章里说的，尚书要时常检查核实，对百姓有害的事，要赶紧详细启奏！”
戊辰日，东魏的高盛去世。
西魏的越勒肱去世。
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和他的儿子太宰万俟洛、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以及三百名督将投奔了东魏。丞相宇文泰率领轻骑兵追赶，追到黄河以北一千多里的地方，没追上就回来了。
秋天，七月庚子日，东魏大赦天下。
梁武帝对待从西魏投降过来的贺拔胜等人非常优厚，贺拔胜请求去讨伐高欢，梁武帝没答应。贺拔胜等人想回西魏，前荆州大都督抚宁人史宁对贺拔胜说：“朱异在梁武帝面前说话，梁武帝没有不听的，你要好好结交他。”贺拔胜听从了他的建议。梁武帝同意贺拔胜、史宁和卢柔回到北方，还亲自在南苑为他们饯行。贺拔胜感念梁武帝的恩情，从这以后，看到往南飞的鸟兽都不忍心射杀。他们走到襄城的时候，东魏丞相高欢派侯景率领轻骑兵半路拦截，贺拔胜等人只好弃船，从山路逃回西魏。跟随他们的人又冷又饿，大半都死在了路上。回到长安后，他们到朝廷请罪。西魏文帝拉着贺拔胜的手，抽噎着说：“我流亡在外，这是天意，不是你的过错。”丞相宇文泰任命卢柔为从事中郎，和苏绰一起掌管机密事务。
九月壬寅日，东魏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率各路将领入侵梁朝。
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冬天，十月乙亥日，梁武帝下诏大规模讨伐东魏。东魏侯景率领七万大军入侵楚州，俘虏了刺史桓和，又进军到淮水边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把侯景打败，侯景扔下辎重逃跑了。十一月己亥日，梁朝停止了北伐的军事行动。
西魏又把始祖神元皇帝改为太祖，道武皇帝改为烈祖。
十二月，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
壬申日，东魏派使者来请求和好，梁武帝答应了。
东魏清河文宣王元亶去世。
丁丑日，东魏丞相高欢督率各路军队讨伐西魏，派司徒高敖曹前往上洛，大都督窦泰前往潼关。
癸未日，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师。
这一年，西魏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饿死的人有十分之七八。
【内核解读】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东西魏拉锯战中的生存与变革。当东魏铁骑夜袭夏州，当西魏关中爆发人相食的大饥荒，南北朝的对峙进入更残酷的阶段。这一年，军事突袭与制度磨合交织，人才博弈与天灾人祸碰撞，东西魏的差距在拉锯中悄然拉大，而梁朝的虚与委蛇，则让“三足鼎立”的平衡逐渐倾斜。
东魏的“闪电战”与西魏的“防御困境”
高欢对西魏的两次军事突袭，展现了东魏的军事优势，也暴露了西魏边疆防御的脆弱。这种“以快打慢”的战术，成为东魏压制西魏的重要手段。
夏州奇袭：高欢的“特种兵战术”。高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槊为梯，夜入其城”，堪称古代闪电战的典范。他放弃后勤补给（身不火食）、缩短行军时间（四日而至）、创新攻城方式（缚槊为梯），最终生擒刺史斛拔俄弥突。更精妙的是，高欢“因而用之”，任命降将镇守夏州，既减少了统治阻力，又向其他西魏将领传递“投降优待”的信号。
这场胜利的关键，在于高欢对西魏边疆兵力空虚的精准判断。西魏此时正忙于内部制度建设，对遥远的夏州防御松懈，给了东魏可乘之机。而高欢“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的操作，既削弱了夏州的人力基础，又充实了东魏的边疆，可谓“一石二鸟”。
灵州解围：阿至罗骑兵的“奇兵价值”。当西魏用水灌灵州城，曹泥与刘丰陷入绝境时，高欢“发阿至罗三万骑径度灵州，绕出魏师之后”，瞬间扭转战局。阿至罗作为草原部族，其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成为东魏对抗西魏的“撒手锏”。这场战役暴露了西魏对草原势力的吸引力不足——东魏能调动阿至罗骑兵，而西魏只能靠武力硬拼，双方对边疆部族的争取能力已拉开差距。
高欢最终“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再次延续“迁民弱敌”的策略，让西魏灵州成为一座空城，进一步压缩了西魏的生存空间。
东魏的“人才迭代”与西魏的“叛将危机”
这一年，东西魏都面临人才流动的挑战：东魏通过“少主监国”与“新秀崛起”完成权力过渡，西魏则因“将领叛逃”与“饥荒”陷入动荡。
高澄主政：少年权臣的“铁腕立威”。 15岁的高澄“为尚书令，加领军、京畿大都督”，以“用法严峻，事无凝滞”震惊朝野。他提拔崔暹整顿吏治，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手腕。高澄的上位，是高欢“家族传承”策略的关键一步——用少年少主的“狠辣”打破旧官僚的惰性，同时通过“亲任崔暹”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
而孙搴醉死、陈元康上位的插曲，更凸显东魏人才储备的韧性：孙搴死后，高欢立刻通过“求可代者”发掘出陈元康，其“夜中闇书”“熟记九十馀条号令”的能力，成为东魏高效行政的缩影。陈、赵（彦深）“同知机密”的格局，标志着东魏官僚体系从“个人依赖”向“团队协作”转变。
万俟普叛逃：西魏的“信任危机”。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与其子万俟洛、督将三百人投奔东魏，宇文泰“轻骑追之，至河北千馀里，不及而还”。这场大规模叛逃，绝非偶然：
--万俟普出身鲜卑旧部，与高欢控制的河北鲜卑集团联系更深；
--西魏此时正推行制度改革，可能触动旧将利益；
--关中饥荒已现，军队补给困难，加剧了将领的不满。
叛逃事件暴露了西魏“关陇整合”的脆弱性——宇文泰虽靠“二十四条新制”凝聚人心，但对鲜卑旧勋的吸引力仍不及高欢。而三百名督将的跟随，更说明西魏军队中存在“向东魏倾斜”的暗流。
梁朝的“佛系旁观”与陶弘景的“末世预言”
梁武帝对北方战事的“不作为”，与陶弘景的“玄谈误国”之叹，共同勾勒出梁朝的“暮气”——这个曾经的“南朝霸主”，已失去干预北方变局的野心与能力。
“山中宰相”的警示：陶弘景临终诗作“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直指梁朝士大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的弊端。作为梁武帝的“精神导师”，他的警告道破了梁朝的致命伤：上层沉迷清谈，忽视军事准备，终将重蹈西晋覆亡的覆辙。
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国家大事“无不先咨之”，却无法改变梁朝的颓势。这种“影响力与执行力脱节”的现象，恰是梁朝官僚体系僵化的写照——决策层知道问题所在，却无力推动改变。
梁武帝的“虚伪北伐”：梁武帝虽“诏大举伐东魏”，却在陈庆之击破侯景后“罢北伐之师”；对贺拔胜“讨高欢”的请求“不许”，仅象征性允许其北还。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操作，暴露了梁朝的战略犹豫。
--既想利用东西魏冲突渔利，又怕得罪任何一方；
--内部军力空虚，无法支撑大规模北伐；
--梁武帝晚年醉心佛教，缺乏开拓进取的雄心。
而孟少卿“诬弘氏为劫而杀之，没其材以为寺”的丑闻，更凸显梁朝吏治的腐败——为建皇基寺讨好皇帝，竟公然劫杀商人，这样的政权已失去民心根基。
关中大饥荒：西魏的“生死考验”
“魏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什七八”，这场天灾成为西魏最严峻的生存挑战。饥荒的影响远超粮食短缺：
--军事上，军队因饥饿丧失战斗力，无力反击东魏的进攻；
--政治上，加剧了民众对宇文泰政权的不满，可能引发内乱；
--外交上，削弱了西魏对边疆部族的吸引力，使万俟普等叛将的选择更具“示范效应”。
但危机也暗藏转机：极端困境迫使宇文泰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此后苏绰《六条诏书》中“尽地利”“均赋役”等政策，或许正源于这场饥荒的教训。西魏能在饥荒中存活，靠的是关陇集团“抱团取暖”的凝聚力——相比东魏的“松散联盟”，西魏的核心团队更能共渡难关。
结语：差距拉大的“分水岭”
大同二年是东西魏对峙的关键转折点：
--东魏通过军事突袭扩大优势，靠人才迭代巩固统治，展现出“扩张型政权”的活力；
--西魏因边疆失守、将领叛逃、天灾人祸陷入困境，却也在危机中孕育着制度变革的动力；
--梁朝则在“玄谈”与“佞佛”中加速衰落，丧失了制衡北方的能力。
高欢的“闪电战”与宇文泰的“饥荒考验”，本质是两种统治模式的较量：东魏靠“武力与资源掠夺”维持优势，西魏则在“制度与精神凝聚”中寻找生机。历史证明，短期的军事胜利难以抵消制度的缺陷，而危机中的改革往往能孕育更持久的生命力。当西魏从饥荒中走出，苏绰的改革蓝图逐渐落地，东西魏的力量平衡将迎来新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