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垂钓忆姜公，六韬三略藏虎龙！
文伐攻心崇仁本，武韬制胜善谋攻！
龙韬将略分羽翼，虎豹兵机布阵锋！
太宗卫公兴霸业，至今犹唱大吕钟！
《司马法》和司马穰苴本人，共同代表了中国兵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礼法时代”。《司马法》作为西周军礼的理论结晶，对后世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司马穰苴则以其铁腕治军的实践，完美诠释了“军令如山”这一原则，成为后世军事家学习的楷模。
第四部《尉缭子》。
关于作者尉缭的真实身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诸多疑问和争议。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认为尉缭是战国中期的魏国人。这种观点的依据来自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据该文献所述，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时，尉缭来到秦国，并向秦始皇献上了一条计策，即“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这条计策成功地帮助秦国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尉缭也因此被任命为“国尉”，成为秦国的军事长官。由于他担任了这一职务，所以后世将他称为“尉缭”。
其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尉缭是战国早期的梁国人（魏国人）。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尉缭子·天官》篇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提到“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尉缭的活跃时期应该是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与商鞅、孙膑等着名人物处于同一时代。
然而，这两种说法之间存在着超过百年的时间跨度，使得尉缭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许多学者认为，《尉缭子》这本书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增益和修改，而作者尉缭也许只是“尉缭学派”的一个托名而已。
尉缭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兵家，也不是法家的纯粹臣子。他的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以法统兵，以兵强政”。这意味着他主张运用法家的“刑赏、耕战、集权”理念来重新构建军事体系。
这种理念与《孙子兵法》所代表的谋略派以及《司马法》所代表的礼义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尉缭认为，通过严格的法律和奖惩制度，可以有效地管理军队，提高战斗力。同时，他强调耕战的重要性，即农业生产和战争准备的紧密结合，以确保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此外，他还主张集权，认为中央集权能够更好地统一指挥军队，提高作战效率。
现今流传的《尉缭子》共有24篇，大约9000字，分为五卷，包括《天官》《兵谈》《制谈》等。这部着作在宋代被列入《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经典之一。
然而，对于《尉缭子》的真实性，历史上曾存在一些争议。唐代的颜师古就曾质疑它是一部“伪书”。但在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的竹简，这一发现证实了该书至少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流传开来，而且其中的部分篇章确实是战国时期的原作。
这段内容不仅包含了军事理论，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中，“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武结合观念，强调军事力量和文化智慧在战争中的相互依存和重要性。
此外，文中提出的“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这一治军原则，突显了将领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重要性。只有将领自身勤奋努力，才能带领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在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方面，作者认为“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即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更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政治清明。这一观点与“良田万顷，不在肥硗，人民强矣；大臣百员，不在贤良，国相强矣”相呼应，强调了耕战政策和集权统治对于国家军力的基础性作用，这与商鞅的“农战”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严刑重罚方面，作者主张“诛杀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强调刑罚的严肃性和不可违背性。具体规定如“亡伍而得，得伍而亡，皆断”，即逃兵和收留逃兵者都要受到同样的惩罚，甚至“战诛之法，轻兵有诛，慢兵有诛，戏兵有诛”，对于临战懈怠、轻佻等行为都要处以斩首之刑。这种刑罚的严苛程度超过了《孙子兵法》中的相关规定。
所谓恩威并施，不仅强调“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即将领需身先士卒，在酷暑时不张盖遮阳，严寒时不重裘保暖，以身作则，以“德”收心，还需形成一套“刑德相养，逆顺有次”的治理体系。
在战争观念上，反对迷信“天官时日”（星象占卜），主张“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即通过刑罚来讨伐敌人，用德行来守卫自己。同时，高度重视情报与敌情分析，如“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之心，然后图之”，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务实的战争观。
此外，对于军队编制、营垒部署与警戒制度也有着详细的规定。例如，“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分地，各守其地，不得相奸”，明确各军的职责范围，避免相互干扰。同时，利用“垒道”“行垣”“天罗”（障碍物）等构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甚至在军队管理方面，要求“吏啬夫（基层军官）任事，士啬夫任教”，将法家“明职定责”的思想深深植入其中，确保军队的高效运作和管理。
它不仅是一部将法家“法、术、势”全面融入兵法的着作，而且其影响深远，后世的秦代“军功爵制”以及宋代《武经总要》的军制规范，都受到了它“明法审令”思想的深刻影响。
与《商君书》相比，《尉缭子》有着独特的侧重点。《商君书》主要强调“农战”，而《尉缭子》则更注重“以兵辅政”。它明确提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将战争视为推行法家治国理念的有力工具，这种观点相较于单纯强调“农战”，无疑更具战略高度。
《尉缭子》与《孙子兵法》也有所不同。《孙子兵法》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谋略的至上性；而《尉缭子》则更重视“实力决胜”。它认为“王国富民，霸国富士，危国富大夫”，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和民众都富足，才能够支撑长期的战争。这一观点对汉代晁错的“移民实边”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将尉缭描绘成鬼谷子的弟子，在帮助秦国统一六国后“挂冠而去”，这一情节为尉缭增添了浓厚的道家隐士色彩。然而，实际上在历史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尉缭归隐的记载，他的结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
《尉缭子》这部兵书详细地论述了统率军队、整训士卒、健全军法、告诫将领以及安民、胜敌的各种权术与谋略，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不仅体现了“兵形势家”的思想，还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
可以说，《尉缭子》和尉缭本人都代表了战国兵学的一种“法家转向”。《尉缭子》通过“法治”来重新构建军事体系，而尉缭则将法家的治国理念注入到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军合一”思想。
第五部《六韬》。
作者姜尚，生活在约前1156年至前1017年之间，他的姓氏为姜，名字叫做尚，字子牙，也被称为吕尚，这是因为他的封地是“吕”。姜尚是商末周初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姜尚在早年生活非常贫困，他曾经从事过屠夫和商贩等职业。然而，他并没有被困境所打倒，而是在渭水之滨以垂钓的方式结识了周文王。这次相遇改变了姜尚的人生轨迹，他被周文王尊为“太师”，成为了文王的重要谋士。
在辅佐文王期间，姜尚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智慧。他帮助文王推行“修德以倾商政”的政策，通过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来削弱商朝的统治。同时，他还精心制定了“翦商”战略，为周王朝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王继位后，姜尚继续担任重要职务，担任“师”，也就是军队的统帅。在着名的牧野之战中，姜尚率领周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商纣的军队，为周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标志着商朝的灭亡，也开启了周朝的新纪元。
由于姜尚的卓越贡献，他被封于齐地（今山东淄博），成为了齐国的始祖。他的后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齐国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
在治国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明智而务实的政策。其中，“因其俗，简其礼”这一政策体现了他对当地风俗和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不强求一律，而是因势利导，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他大力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促进贸易往来，充分利用齐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渔业和盐业，让国家的经济繁荣起来。这些举措相互配合，使得齐国迅速崛起，国力强盛，为春秋时期齐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战国到汉代，姜尚的形象逐渐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在着名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他被描绘成昆仑山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手持威力无比的“打神鞭”，辅佐周室，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斩将封神的壮举。而在民间，人们更是将他尊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辟邪之神，相信他能够驱除邪恶，保佑平安。这种神化的现象，一方面源于他作为“武成王”（唐玄宗追封）在兵家领域的崇高地位，与孔子的“文宣王”封号相对应，成为古代军事文化的重要象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崇拜，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向往和寄托。
《六韬》这本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姜太公所着。整本书通过姜太公与文王、武王之间的对话形式来展开叙述，总共分为六卷，每卷又包含了十篇内容，共计六十篇。其核心内容围绕着“文韬武略”来阐述如何治理国家和强化军队。
其中，《文韬》这一部分主要探讨的是政治方面的基础。它着重强调了“治国之道，爱民而已”这一观点，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就在于爱护人民。同时，书中还提出了“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的“六守”原则以及“大农、大工、大商”的“三宝”原则。这些原则将儒家的民本思想融入到了治国理念之中，体现了对人民的重视和关爱。
此外，《文韬》中还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这一观点与《孟子》中“民为贵”的思想相互呼应，都强调了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武韬》作为一部战略准备方面的着作，其核心思想在于“伐国之道，攻心为上”。这一理念强调在战争中，通过对敌方心理的攻击和瓦解，往往能够取得更为理想的战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主张在战前要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养民”、“练兵”和“察敌”等方面。
所谓“养民”，就是要关注百姓的生活和福祉，使国家内部稳定和谐。只有当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来应对战争。同时，“练兵”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严格的训练和培养，打造出一支强大而有纪律的军队。此外，“察敌”则要求对敌情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掌握敌方的弱点和优势，以便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