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结束，床面缓缓退出扫描舱。周秀兰仍然闭着眼，仿佛被抽掉了灵魂一般。技师递来一张“初版影像所见”A4纸，黑体标题“多发转移”四个字如同四枚烧红的铆钉般刺眼，直接钉进李建国的瞳孔。
下面的小字如同判决书般无情：“肝脏S5、S6段见两枚高代谢灶，最大4.8cm；t7、t9椎体溶骨性破坏；右肾上腺、腹膜后、双侧肺门多发淋巴结转移……”每读一行字，李建国眼前就黑一寸，字与字之间的缝隙里渗出黑水般的东西，很快漫过整张纸。
他伸手去擦那些黑水般的字迹，却越擦越脏，红手印盖在黑字上如同盖了一份生死状般触目惊心。这一刻他终于明白，命运已经对他们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他们无处可逃。
正式报告要等四十分钟才能打印出来。他们回到地面大厅，这里人声鼎沸却仿佛隔着一层厚玻璃般不真实。所有声音都被抽掉了高频部分，只剩下嗡嗡的低响如同地狱的呻吟。
周秀兰靠在塑料椅上，头歪在李建国的肩上，重量轻得像一捆干草般让人心疼。然而这轻飘飘的重量却压得他锁骨生疼，仿佛有一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
电子屏滚动叫号，红色“17”一闪而过如同催命符般刺眼。李建国盯着地面，地砖裂缝里嵌着黑色泥垢弯弯曲曲如同pEt片上的高代谢亮斑般让人心生寒意。他忽然想起医生说过的话：“癌细胞喜欢沿着裂缝爬，骨髓、椎体、肝门都是最容易藏身的缝隙。”
此刻那些缝隙就在他脚下、在他怀里、在他每一口呼吸里无处不在。他感到自己仿佛被癌细胞包围了一般无处可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与心灵。
四十分钟终于如同熬成的浆糊般漫长而黏稠。李建国扶着周秀兰走到打印室窗口前等待结果。护士将热敏纸递出来时还带着机器余温，却像一块烧红的铁板般烫得他手指一缩。
纸页顶端“pEt-ct影像诊断报告”几个黑体字如同一块墓碑般沉重而冰冷。下面的“印象”栏里短短三行字却如同三记闷棍般打在他的心头：“1. 原发乳腺癌术后，全身多发转移；2. 转移灶数量≥10；3. 建议临床尽快制定姑息治疗方案。”
他盯着那个“≥10”的数字仿佛看到了一条伸缩绳套住了他的脖子越拉越紧让他无法呼吸。护士在旁边提醒道：“拿给主治医生看尽快决定下一步。”声音轻得像拍棺材板上的灰般无力而绝望。
他们往电梯走去，走廊长得没有尽头般漫长而黑暗。李建国将报告折成四折再对折后塞进夹克内袋贴着心口存放着。然而那几行黑体字却已经生根发芽穿透衣料直接烙在视网膜上无法抹去。
每走一步，“≥10”的数字就在他视网膜上跳动一下如同心脏多长了一个肿瘤般让人心惊胆战。周秀兰走在他前面背挺得笔直像根倔强的竹竿般不愿屈服于命运。然而他却知道这根竹竿随时会折断在风雨中飘零无依。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河边看父亲用竹竿打水漂的情景来——竹竿太硬弹到第三下就“咔嚓”断了碎片飞进水里再也找不到踪影了。此刻那根竹竿就在他眼前一步步走向看不见的尽头去迎接未知的命运审判。
他不敢追上去怕一碰她就碎成河面那些消失的竹竿片般无影无踪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步步走向深渊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挽救她的生命与幸福……
医生办公室的门是橡木贴皮，纹理像被拉直的肠子，门缝里透出一道冷白灯光，像手术刀背。李建国伸手推门，指尖先碰到门把，金属表面结着一层细霜——不是低温，是消毒酒精挥发后的残渍，干得发腻。门轴发出“吱——”一声，像钝针划破鼓膜，走廊尽头女人的哭声趁机钻进来，带着鼻腔共鸣，湿漉漉地贴在李建国的后颈。那哭声没有节奏，却有一把锯齿，来回拉扯他的颈椎骨。
周秀兰跟在后面，脚步轻得像被抽掉骨头的塑料袋。她抬头看了一眼门框上方的LEd屏，“主任医师 肿瘤内科 沈国良”，白底黑字，字体是方正超粗，每一个笔画都冒头一毫米，像钉帽。她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纺织厂，车间门口挂的“安全生产百日无事故”铜牌，同样的字体，同样的黑，只是那时字是庆祝，如今是宣判。
办公室不大，12平米，被文件柜、打印机、光片灯挤得只剩一条“L”形通道。两把椅子摆在办公桌对面，椅面是AbS塑料，湖蓝色，却蓝得发乌，像被反复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肝组织。李建国坐下，屁股立刻感到一股反推——坐垫里填充的高密度海绵早已老化，回弹系数为零，坐下去就是一次形变，再也起不来。他想起村里淹死过人的池塘，边缘的淤泥，踩一脚，整个人就陷到小腿肚。
桌面上摊着一本《NccN指南2025版》，铜版纸反光，像一面小小的停尸台。书页正好翻到“晚期乳腺癌姑息治疗”，左下角插图是女性骨骼正面，黑色箭头指着颅骨、胸椎、股骨，像标出矿脉的断面。周秀兰盯着那图，忽然觉得自己的骨头也被人用记号笔圈过，红叉一个接一个。
门再次被推开，沈国良走进来，白大褂下摆沾着消毒凝胶的干膜，走动时发出细微“嚓嚓”，像塑料纸包排骨。他个子高，肩宽，却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金属听头贴着锁骨，随着步伐一下一下拍，像坠着的铅锤。李建国注意到，那听诊器的胶管已经发黄，裂纹里嵌着灰，像老年人指甲缝里的真菌菌丝。
沈国良没坐，先走到观片灯前，“啪”地按下开关，pEt-ct片子弹出来，瞬间点亮。灰黑底色上，高代谢灶像撒了一把烧红的图钉，亮得几乎发出“嗤嗤”声。他伸出食指，指甲修剪得短而钝，从肝脏划到胸椎，再划到肾上腺，动作流畅得像在菜单上点菜。每划一处，李建国就听见自己耳膜里“嗒”一声，像有人拿圆珠笔在病历上盖戳。
沈国良终于坐下，转椅发出“咯吱”，像膝关节磨损的碎响。他摘下听诊器，动作很慢，金属听头在空中晃，橡胶管绞成“S”形，像一条被掐住七寸的蛇。听头悬在周秀兰胸口正上方，约三厘米，却迟迟没落。那三秒，时间被拉成一张透明薄膜，把四个人——医生、病人、家属、死亡——一起裹进去，缺氧。
第一秒，李建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有人在空仓库里敲消防栓。
第二秒，他听见周秀兰的呼吸，细若游丝，却带着湿啰音，像把吸管插进奶茶杯底吸不上来的空洞。
第三秒，他听见沈国良的喉结滚动，“咕噜”，唾液咽下，像把玻璃碴子吞进胃。
听诊器终于落下，金属接触皮肤，“哒”，温度比体温低0.8c，周秀兰胸口立刻起一层鸡皮疙瘩，像被冰过的镊子夹了一下。沈国良侧耳，睫毛在镜片后面微微颤，像显微镜下的纤毛虫。李建国盯着那只听头，忽然觉得它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枚微型麦克风，把死亡的声音放大、降噪、再回传。
沈国良摘下听诊器，没说话，先拿起桌面上的打印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指关节在“≥10”上敲两下，像敲棺材钉。然后他才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金属共振，像从空心钢管里传出来：
“全身病灶，保守估计，十处以上。肝脏两处最大径4.8公分，胸椎t7、t9溶骨性破坏，随时可能压缩性骨折。肾上腺、腹膜后、肺门……”
每说一个地名，李建国脑子里就亮起一枚红色航标灯，一闪一闪，像深夜高速公路的追尾警示。他忽然想起年轻时跑长途，大雾天开货车，前方连环撞，也是这样的红灯，一盏接一盏，把视网膜烫出永久性灼点。
沈国良停顿，抬眼，目光从镜片上方射出来，像两把钝头手术刀，不会立刻割断血管，但能把外膜慢慢刮成毛边。
“如果积极一点，三周一期的白蛋白紫杉醇+pd-1，估计六到八个周期，客观缓解率20%左右。如果保守，口服卡培他滨单药，副作用小，但控制时间……”他伸出三根手指，没说话，却比出“3”——三个月。
那一瞬，李建国听见“咔哒”一声，像有人把最终答案拍在他天灵盖。20%、3个月，两个数字在脑子里对撞，撞出火花，火花落在心内膜，烧出一个焦黑的洞。
沈国良说完，把笔帽“啪”地合上，声音清脆，像骨折复位时那一下“咔嚓”。然后他就闭嘴，双手交叉放在桌面，指背上的静脉呈“h”形，像ct片上的肺纹理。他不看病人，也不看病属，只看桌面，仿佛那上面有一口井，井底浮着答案。
李建国想开口，却发现喉咙被一团棉花塞住，棉花浸满福尔马林，又苦又辣。他转头看周秀兰，后者正盯着沈国良白大褂口袋里的签字笔，笔帽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干涸的墨水，像一条黑色血栓。她忽然伸手，不是去握手，也不是去推医生，而是去摸自己锁骨——那里原本有乳癌术后放疗留下的色素沉着，如今却像被重新上了色，黑得发亮，像被听诊器听头烫过。
办公室朝北，窗户外是一棵银杏，秋天叶子没黄，直接枯黑，像被伽马刀照过。风一吹，树影投在百叶帘上，叶片边缘抖动，像一条紊乱的心电图，St段抬高又压低，偶尔一个室早。李建国盯着那条影子，忽然觉得那就是周秀兰的心脏，被风吹得随时可能停搏。
沈国良终于打破沉默，却不是说话，而是起身，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抽屉，拿出一张A4纸，打印好的《病情告知书》。纸是70克双胶，白得发蓝，上面的表格已经填好，只剩家属签字栏空着。他把纸放在桌面，旋转180度，推到李建国面前，动作像把餐刀递给行刑人。
签字笔是医院统一定制，黑色，0.5毫米，笔杆印着“滨海肿瘤中心”红色小字，像献血证上的章。笔被沈国良两根手指夹着，指尖发白，指甲边缘有纵向黑线，像化疗后的beau线。李建国去接，指尖碰到金属笔夹，冰凉，像碰到输液架的钢管。他忽然想起刑警队里辨认嫌疑人的签字，也是这样的笔，也是这样的纸，签完就再也回不去。
他握笔，手抖，笔尖在纸上点出一个小墨坑，像pEt片上的高代谢灶。沈国良在旁边低声提醒：“签在‘家属意见’栏，写‘了解病情，要求积极治疗’或者‘放弃有创抢救’，都可以。”声音轻得像拍骨灰盒上的灰。
李建国抬头，看周秀兰，后者正看窗外，银杏叶掉了一片，打在玻璃上，“嗒”，像最后一声心跳。他忽然想起结婚那天，老宅门口也有一棵银杏，那天没风，叶子却哗啦啦落，像提前彩排好的掌声。如今同样的树，同样的叶子，却像是一场无人观看的葬仪。
他终于落笔，写“李建国”，三个字，每一笔都像在拆自己肋骨。写到“国”字，口字框封不上，留一道缝，像没关紧的太平柜。日期一栏，他写“2025-09-19”，数字刚停笔，就变成倒计时：距离下一个复查30天，距离下一个进展90天，距离死亡——未知，却可被计算。
签完，他把笔帽扣回，“咔”，声音像给棺材钉最后一颗钉。沈国良收走告知书，没再看他们，只抬头对门外喊：“下一位！”声音高八度，像换频道，把死亡切成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