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目标性空间设计”的实施，比任何人预想得都要迅速。
稳定区的管理系统，显然在试图抢占叙事主导权——
既然无法否认变化，那就将变化纳入自身逻辑之中。
于是，一些原本严格功能划分的区域，被重新标注为“缓冲节点”；
部分时段的任务密度，被刻意下调；
甚至连公共广播的间隔，也被拉长了几秒。
这些调整，幅度极小。
却在整体节律中，制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感。
“它们在做共存试验。”婴在低声道，“测试‘可控偏差’的上限。”
“但偏差一旦被允许，就不再完全可控。”沈砚回应。
稳定区开始出现新的行为模式。
有人在缓冲节点停留，却并不交流；
有人在任务完成后，没有立刻返回个人空间，而是随意游走；
甚至有居民，自发组织起毫无目的的散步。
这些行为，无法被归类为效率损失。
因为它们并未妨碍任何核心流程。
但它们也无法被量化为收益。
“这正是问题所在。”婴在轻声道，“系统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个报表里。”
沈砚看着这一切，心中却异常清醒。
这不是胜利。
只是一个实验窗口。
规则还在观察，还在权衡。
只要结果稍有失控，所有让步都可能被迅速回收。
就在这时，引导员再次出现。
他这一次，没有带任何记录终端。
“你知道吗？”他说，“共存试验，在最初的设计里，被标注为‘低优先级、理论可行、实践风险过高’。”
“现在却成了唯一的选择。”沈砚回应。
引导员点头。
“因为直接压制，已经被证明成本更高。”
这句话，几乎等同于承认失败。
“它们还在找你的替代方案。”婴在低声提醒。
“我知道。”沈砚说，“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真正的变量，已经不在他身上。
而是在那些被允许的偏差里。
稳定区的天空，开始出现细微变化。
不再是完全均匀的色调，而是多了一层几乎察觉不到的渐变。
那不是自然。
而是系统在为“不完美”，重新校准显示参数。
“它们在适应。”引导员轻声道。
“不是适应变化。”沈砚纠正，“是适应不可预测性。”
这是规则从未真正学会的能力。
几天后，第一份共存试验报告生成。
结论模糊而谨慎——
“整体稳定度轻微下降，个体滞留意愿显着上升。”
没有给出建议。
因为任何建议，都意味着立场。
沈砚看着这份报告，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规则正在被迫面对一个它从未认真回答过的问题——
如果人不再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是环境的一部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正因为如此，世界才开始真正活起来。
稳定区对“共存试验”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报告层面。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看不见的结构里。
系统开始重新排列优先级，却迟迟无法给“非目标行为”找到合适的权重。
它们既不消耗资源到足以触发警戒，也不创造直接产出到足以被奖励。
于是，这些行为被暂时放进了一个新的临时分类——
“环境自发变量”。
这个分类，本身就意味着退让。
“它们承认了世界里存在不可压缩的部分。”婴低声说。
“但只是承认。”沈砚回答，“还没学会尊重。”
在稳定区深层模型中，一次不公开的内部模拟正在运行。
模拟主题只有一句话——
当不可预测性持续存在时，系统应当如何演化？
第一轮结果，几乎立刻被否决。
因为所有“最优解”，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逐步收紧试验范围，恢复可控节律。
这是规则的本能。
第二轮模拟，引入了新的限制条件：
不可预测性被视为不可消除因素。
这一次，模型给出的结果变得异常分散。
没有明确的最优解。
只有一系列“可接受区间”。
“这对它们来说，比失败更糟。”婴轻声道，“因为它们习惯于唯一答案。”
沈砚站在公共缓冲节点边缘，看着来往的人群。
他发现，人们的步伐并没有明显变慢。
只是，方向变多了。
有人开始绕远路，只因为那条路“感觉更舒服”；
有人刻意选择不同的时间出门，以避开高密度节段；
甚至有人，在系统提示可返回个人空间时，选择多停留一会儿。
这些选择，都没有被明确记录。
却在不断重塑整体流向。
引导员再次找到沈砚时，神情里多了一丝疲惫。
“上层在讨论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这种状态长期存在，我们还需不需要‘稳定区’这个概念。”
“那你怎么看？”沈砚问。
引导员沉默了很久。
“如果稳定，意味着一切都被预先安排，”他终于开口，“那它也许本来就不该被当成目标。”
这句话，一旦被正式记录，就会引发系统级冲突。
所以它只能停留在私下交流里。
那天夜里，沈砚感到体内的灰白印记，再一次发生变化。
它没有扩散，也没有消失。
而是变得柔软。
像一层不再坚硬的边界。
婴在感知到这一变化后，语气罕见地迟疑：“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规则开始学会一件事。”沈砚轻声道。
“不是控制变化。”
“而是，为变化留出空间。”
稳定区的灯光，依旧准时亮起、熄灭。
系统依旧在运行。
但在那看似无懈可击的秩序之下，
已经有一部分世界，不再完全属于规则。
而这一部分，正在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