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轩摆摆手，示意没事。对着警卫说，“有钱吗？”
于是警卫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
李宇轩数出几张钞票，塞给王妈妈：“拿着，应应急。”
王妈妈一愣，推辞道：“这怎么行……”
“拿着吧。”李宇轩说，“时代变了，你也得变。政府让自谋生路，你就去谋。五十多岁不算老，学点手艺，总能活下去。”
王妈妈接过钱，眼泪掉下来：“谢谢李长官……您还是那么仁义。当年您说我们的钱不干净，可您这钱干净，我收着。”
她又说了几句，才抹着眼泪走了。
吉普车在返回功德林的路上，开得很慢。李宇轩让警卫不必着急，他想多看几眼这座正在脱胎换骨的城市。车窗外的街景流动着，像一卷新旧交织的胶片。新刷的标语覆盖了斑驳的旧广告，“劳动最光荣”的红字鲜艳夺目，其下隐约还能辨出“仁丹”或“美女牌香烟”的民国字样。一些店铺门口挂起了五星红旗，布料崭新，针脚却有些粗疏，看得出是赶制出来的；另一些店铺则门窗紧闭，贴着封条，静默地诉说着所有权与时代的更迭。
警卫小赵透过前视镜，偷偷观察着后座的首长。李宇轩的脸大半隐在车窗外流动的阴影里，只有经过明亮处时，才能看清他紧抿的嘴唇和深邃的目光。那双眼睛看的似乎不是具体的某间店铺、某个人，而是穿透了这一切，落在某个更辽远、更沉重的地方。小赵是新入伍的战士，对这位首长过去的身份有所耳闻，却更直观地感受到他身上那种与许多老干部不同的沉静气质。那沉静里，有重量。
车子经过一条胡同口时，李宇轩忽然又开口：“靠边，再停一下。”
这次，他下车后没有走向宽阔的大街，反而踱进了那条略显狭窄的胡同。胡同里晾晒着各家各户的棉被、衣裤，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透着生活的气息。几个孩子追着一个破旧的铁环跑过，笑声清脆。墙角蹲着个抽旱烟的老头，眯着眼打量他这一身与众不同的呢子大衣和锃亮的皮鞋。李宇轩走到一处斑驳的照壁前，停下，伸出手指，轻轻拂过上面深深浅浅的刻痕。那是历年风雨、或许还有战火留下的印记。他记得这个地方。很多年前，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外交官时，曾陪一位外国记者在这一带采风。那时，这照壁旁是一家颇有名气的清吟小班的后墙，丝竹之声隐隐可闻。记者问他，对这种“古老传统”怎么看。他当时怎么回答的？似乎是引经据典，说了些“社会积弊，非一日可除，需引导教化”之类的门面话。如今，丝竹早绝，后墙犹在，斑驳更甚。引导教化了几十年，不如一夜之间雷霆扫穴来得彻底。他缩回手，指尖微凉。
重新上车后，李宇轩的沉默更深了。小赵不敢多问，只把车子开得更稳。直到看见功德林那标志性的高墙和门楼，车内的寂静才被打破。
刘广志果然在门口候着，手里还拿着个文件夹，见到吉普车，脸上立刻堆起笑容迎上来：“景公，逛得怎么样？这新燕京的天气，可还适应？”话是关切，目光却不着痕迹地扫过李宇轩的全身，似在观察他这一趟外出带回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李宇轩下车，踩了踩有些发麻的脚，淡淡回道：“看到了新燕京。”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声音里听不出情绪，“也看到了旧燕京。”
刘广志笑容未变，眼神却微微一动，侧身引路：“看到就好，看到就好。新旧交替，本是常理。晚饭刚开，特意给您留了热菜。”
晚饭照例是在管理所食堂的一角。李宇轩身份特殊，有张小方桌。他刚坐下，杜与明、黄伟、王耀五等人便端着饭碗自然地围拢过来。这已成了一种默契。在这里，他们不仅是被改造的对象，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与外界信息相对隔绝的小小“议论场”。李宇轩的外出，便成了了望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主任，这一趟出去，可有什么新鲜见闻？”杜与明扒了口饭，看似随意地问道。他问得自然，其他几双耳朵却都竖了起来。
李宇轩夹了一筷子炒白菜，细嚼慢咽下去，才放下筷子，缓缓开口：“新鲜事……不少。看见一队卡车，拉着绫罗绸缎、家具摆件从前门大街过去，说是查封妓院没收的财物，要运去统一处理。”他描述得平淡，却勾起了听者的想象。那些曾经承载着烟花柳巷醉生梦死的物件，如今像垃圾一样被公开拖运，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宣告。
黄伟扶了扶眼镜，他最关心具体的数字和执行力度：“妓院真的一家不剩，全关了？”
“明面上的，224家，一夜之间。”李宇轩肯定道，“暗门子肯定还有，但大势已去。妓女集中送去妇女生产教养院，学习，治病，安排出路。老板……自谋生路。”
王耀五叹了口气，这叹气里有些复杂的意味。他是带兵的人，见过底层最惨烈的景象，也见过所谓“繁荣”下的污秽。“这也是功德。那行当……确实造孽。多少女子陷在里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是啊，”李宇轩的目光扫过面前几张同样不再年轻的脸，“造孽。但我们当年，在台上时，谁真的下决心去管了？都知道是社会的毒瘤，是耻辱，可结果呢？要么睁只眼闭只眼，当作看不见。要么干脆插一手，因为能收税，能拿‘孝敬’。维持着一种肮脏的‘平衡’，还美其名曰‘渐禁’、‘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