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让饭桌周围安静了几秒。这几个人，都曾是旧政权那座大厦里位置不低的“砖石”，都清楚那套运行规则。杜与明缓缓点头，他看得更透一些：“这就是共和和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国民党并非不知道问题所在，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自己人牵着自己人，谁都怕触动，谁都无力撼动。共和不一样，他们是从山沟里打出来的，跟旧的那一套瓜葛少，下手就没什么顾忌。他们的根基是工农，是那些曾被踩在最底下的人，所以铲除这些污秽，反而是巩固他们的基础。”
“不怕痛，因为痛的本来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人。”黄伟冷冷地插了一句，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却也点出了某种残酷的真实。
李宇轩没有反驳，他想起王妈妈接过钞票时，那双枯瘦的手的颤抖，和那句“您这钱干净”。旧社会的“不干净”，不仅仅是营生，是钱财，更是渗入骨髓的规则和生存方式。新时代用一把快刀，生生将这块腐肉剜去。被剜掉的肉会痛，剜肉的过程也血淋淋，旁观者或许会有不忍，但若不下这刀，溃烂的将是整个肌体。这道理，他懂。可懂道理，和直面那“痛”的具体的人，是两回事。
他又想起天安门广场。下午站在那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但广场上干活的工人们似乎浑然不觉。他们的号子声粗粝却充满力量，一下一下，砸在古老的砖石地面上。那些红旗，红得那么彻底，那么耀眼，在灰色的天空下猎猎作响，仿佛在奋力撕开一个旧时代的幕布。广场还是那个广场，他曾在这里参加过民国政府的庆典，军乐喧天，冠盖云集，但总觉得隔着一层，与脚下这块土地，与这土地上绝大多数面黄肌瘦的百姓，并无真切关联。而今天，虽然只是旁观，他却奇异地感到，那些喊号子的工人，那些飘扬的红旗，与这广场、与这城市，血脉相连。世道，真的变了。
这顿晚饭吃得比往常久。话题从妓院查封，蔓延到货币改革，到市面供应的渐渐恢复，再到他们各自听到的关于南下剿匪、恢复经济的消息。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带着昔日经验和眼光的方式，剖析着这个新政权的一举一动。批评有之，不解有之，但逐渐地，一种复杂的、不得不承认的情绪在滋生：这个新生的、看似粗糙的政权，行动力之强悍，意志之统一，扫荡旧事物之彻底，是他们曾经所在的、那个号称继承了法统的政权从未有过的。
回到自己的房间，李宇轩点亮台灯，铺开日记本。墨水瓶是刘广志提供的，钢笔是他自己的旧物，笔尖有些秃了，写起来略带滞涩，反而让书写的过程更加缓慢、更加深思。
他写下日期：“1949年12月3日，晴冷。”
笔尖停顿，下午的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学生来访时那种举重若轻的气度，应允他外出时目光里的信任与考验。前门大街喧闹杂乱中蓬勃的新生力量。王妈妈那张写满惊惶与麻木、被时代甩下的脸。天安门广场上在寒风中挺立的红旗和挥汗的工人……
他继续写道：“学生来访，允我外出。见前门大街，市井喧嚣，新气象杂陈于旧街巷之中，如新枝发于古木，虽突兀，却见生机。偶遇旧识王妈妈，前八大胡同之鸨母也，今落魄无依，状若游魂。予其资，彼言‘钱干净’，闻之怆然。此旧社会之鬼魂，仍在街头游荡，然其栖身之腐木已摧。驱鬼易，安魂难，此新时代之新问题也。”
写到这里，他感到胸中块垒翻涌。他想起了更早的往事，年轻时也曾有过热血与抱负，以为投身军旅、辅佐“正统”，便能刷新政治、救国救民。几十年过去了，山河依旧破碎，民生更加凋敝，那些积弊沉疴，纹丝未动，甚至变本加厉。而共和，这个他们曾经轻视的对手，用了短短二三十年，从山野崛起，摧枯拉朽，不仅打赢了战争，更开始动手切除这些他们当年碰都不敢碰的毒瘤。
“后赴天安门广场，”他的笔迹变得凝重，“见工人筑台，红旗漫卷，号子声震于凛风。此地昔为御道，后为阅场，今属人民。广场未变，然其魂已易。共和敢以铁腕，一夜禁绝烟娼，解放妇女，此乃真革命，非仅止于口号标语。我辈空喊‘革新’‘复兴’数十年，逡巡于利害，羁縻于情面，终成一纸空文。今见彼辈一刀断之，虽血泪伴生，然确为历史必然之势。补天者，岂能无霹雳手段？”
他搁下笔，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将胸中积压的郁垒也吐出了些许。如今，天崩地裂，旧的“天”已倾颓，新的“天”正在这群他曾经的学生对手中艰难而执着地修补、重铸。而他，成了一个安静的、复杂的旁观者与思考者。
他起身，走到窗边。功德林的夜晚，万籁俱寂，高墙切割出四四方方一块深邃的夜空，几颗寒星疏疏地缀在上面。这里的时间流速似乎与外界不同，缓慢，凝滞，适合反刍过往。但窗棂的缝隙里，依然能隐约传来远处燕京城的声息——或许是一声火车的汽笛，或许是夜间仍在赶工的隐约敲打，那是一种沉闷而有力的搏动，属于新生的、忙碌的、向前的时代。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李宇轩关上台灯，让房间沉入黑暗。他在黑暗中睁着眼，很久，很久。那黑暗并非纯粹，窗外星辉与远处城市的微光，混合着旧日记忆与今日见闻的碎片，在他脑海中浮沉，勾勒出一个依稀的、尚未完成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