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三月已有了暖意，谯周坐在自家书房里，翻看着新送来的账簿。纸张是魏廷统一颁行的麻纸，比蜀汉时用的竹简轻便许多，上面登记着他家在巴西郡的田产——较之去年，竟少了三成。
“父亲，魏人怎敢擅自削减咱家的田亩？”儿子谯熙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手里攥着一份公文，“这分明是欺负咱们蜀地人！”
谯周放下账簿，端起茶盏呷了一口。茶汤是蜀地产的蒙顶茶，却用了魏地传来的煮茶法，添了些茱萸，味道有些古怪。“你细看公文末尾，”他指了指落款，“这不是魏人削的，是益州刺史袁邵依‘新科’核定的。”
谯熙凑近一看，果然见公文末尾盖着袁邵的印信。他更气了：“袁邵是刘璋旧部，如今竟帮着魏人打压同乡？”
“同乡？”谯周冷笑一声，“自刘备入蜀那日起，蜀地就没有纯粹的‘同乡’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庭院里那棵老榕树。这树是建兴年间栽的，那时诸葛亮刚平定南中，正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益州士族的田产虽受限制，却还能维持体面。可到了姜维执政，为凑北伐军粮，竟下令“括田”——凡士族隐瞒的田亩，一经查出，半数充公。那时谯家就被抄没了近千亩地，气得他在《仇国论》里暗讽姜维“如疯牛驾车，终会倾覆”。
如今魏廷推行的“新科”，看似削减田产，实则是将蜀汉时被军方侵占的士族土地，归还给了原主。谯家少的三成田亩，恰是当年被姜维的部将强占的。“袁邵是东州派，”谯周慢悠悠地说，“他比谁都清楚，稳住益州士族，魏廷才能在蜀地站稳脚跟。”
正说着，门房来报：“杜琼先生来了。”
杜琼是益州派的老臣，与谯周同为蜀地大儒。他走进书房时，手里捏着一卷《魏律》，脸上带着几分复杂的笑意：“允南，你看了魏人的律法吗？竟允许士族子弟凭门第入仕，不必再像蜀汉时那样，非要经过察举才行。”
谯周接过《魏律》，翻到“九品中正制”那一页，不禁点头：“曹魏这是学乖了。他们知道，要治蜀地，离不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
蜀汉时，诸葛亮推行“唯才是举”，虽提拔了不少寒门子弟，却得罪了世代为官的益州士族。就拿杜琼来说，他祖父在刘璋时官至太常，父亲任太守，到了蜀汉，却只当了个谏议大夫，处处受荆州派掣肘。“当年诸葛丞相说‘亲贤臣，远小人’，”杜琼叹了口气，“可在他眼里，只有荆州来的才是‘贤臣’，我们益州人，做得再好也是‘小人’。”
这话戳中了谯周的心事。他想起建兴年间，自己因反对北伐被诸葛亮训斥“不识大体”；延熙年间，又因劝阻姜维出兵，被削去了部分俸禄。益州士族在蜀汉朝廷里，始终像外人——有职无权，有怨难诉。
“邓艾将军派人来了。”门房又报，“说请二位先生去府中赴宴，商议蜀地学制改革。”
杜琼眼睛一亮：“魏人要恢复太学？”
“不仅要恢复，还要让益州士族子弟入学。”谯周放下《魏律》，眼中闪过一丝释然，“看来，他们是真打算把蜀地当成自家地盘来治，而不是像蜀汉那样，只把这里当成北伐的粮仓。”
邓艾的府邸原是蜀汉的安乐宫，此刻正摆开宴席，座上多是益州士族的头面人物：有曾任犍为太守的张裔之子张毣，有广汉大族李氏的族长李骧，还有几个当年被蜀汉贬斥的旧臣。
邓艾身着便服，举杯笑道：“诸位都是蜀地贤达，如今蜀地归魏，当与洛阳同轨同制。但魏廷也知，蜀地有蜀地的风俗，凡事还需请教诸位。”
张毣起身回敬：“邓将军放心，我等虽曾仕蜀，却深知天命所归。魏廷若能善待百姓，安抚士族，我等必当尽力辅佐。”
这话并非客套。张毣的父亲张裔曾被诸葛亮委以重任，可到了儿子这一辈，因是益州人，始终得不到姜维的信任，连个郡守都没捞着。如今魏廷许他承袭父爵，还让他主持蜀郡的户籍整理，这份恩遇，让他对曹魏生出了真心的归属感。
宴席间，邓艾说起要在成都重建锦官城，恢复蜀锦贸易。李骧立刻接话：“将军若信得过，李氏愿出三百织工，助朝廷重开织坊。”李家世代经营蜀锦，蜀汉时因军费紧张，蜀锦多被官府强征，用来换取战马，李家因此损失惨重。
谯周看着这一幕，忽然明白：益州士族对蜀汉的离心，从来不是因为“不忠”，而是因为“不值”。当一个政权不能给本土精英足够的尊重与利益，当它的政策始终围绕着外来集团的利益打转，再深厚的乡土情怀，也会被消磨殆尽。
宴后，杜琼拉着谯周在府中散步。月光下，两人看见邓艾正与几个蜀地老农说话，询问他们的收成。“你看，”杜琼轻声道，“邓艾知道百姓要什么，也知道我们要什么。可蜀汉的皇帝和大臣，从来没问过。”
蜀汉时，诸葛亮虽也重视农桑，却总把“北伐”放在首位。他在《出师表》里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可那“不毛之地”里的百姓，要为军队提供粮草，要为转运物资服徭役，日子过得比谁都苦。到了姜维时代，更是“农废于战，商困于征”，连最支持蜀汉的荆州移民后代，都开始抱怨“不如归魏”。
“听说钟会将军在谋划一件大事。”杜琼忽然压低声音，“他想联合姜维，诛杀邓艾，然后据蜀自立。”
谯周脚步一顿：“姜维？那个降了魏的蜀汉大将军？”
“正是。”杜琼眼中闪过一丝警惕，“姜维派亲信来见我，说只要我等支持复汉，将来必让益州士族执掌大权。”
谯周沉默了。他想起绵竹关战死的诸葛瞻，想起成都城头的降幡，想起这些年益州士族受的委屈。“你答应了？”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杜琼叹了口气，“你我都是读书人，谁不想‘兴复汉室’？可这‘汉室’，若还是荆州派说了算，兴复了又有何用？”
谯周抬头望向夜空，成都的星星与洛阳的星星，其实没什么不同。“钟会是魏人，姜维是凉州人，”他缓缓道，“他们争的是蜀地的权，不是蜀人的利。我们掺和进去，只会再遭兵祸。”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蜀地的士族，就该守好蜀地的土地。谁能让这片土地安稳，我们就支持谁。”
几日后，钟会、姜维的兵变果然败露。魏军在成都城内搜捕余党时，益州士族没有一人参与——他们或闭门不出，或主动向邓艾举报，明哲保身的背后，是对蜀汉政权彻底的失望。
兵变平定后，邓艾更加信任益州士族，不仅让他们参与修订蜀地律法，还奏请魏廷，将谯周、杜琼等大儒封为列侯。谯周在受封那天，望着前来道贺的益州子弟，忽然觉得，蜀汉的灭亡，对蜀地士族而言，或许不是结束，而是新生。
后来，陈寿在编撰《三国志》时，曾采访过不少归降的益州士族。他们中有人说“蜀汉待我如过客”，有人说“曹魏视我为家人”，还有人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辅佐刘备”。这些话虽刺耳，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一个政权的根基，从来不是地理天险，也不是正统名分，而是能否与本土力量达成平衡。蜀汉从刘备入蜀起，就没能处理好荆州派、东州派与益州派的关系，始终让外来集团占据主导，最终被本土力量抛弃。
就像一棵移植的树，若不与脚下的土壤相融，纵有参天的志向，也会在风雨中枯萎。
成都的老榕树枝繁叶茂，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树下的益州士族们，正忙着适应曹魏的新制度，盘算着自家的田产与前程。对他们而言，蜀汉早已成了褪色的记忆，只有那些藏在账簿里的得失，那些刻在权力天平上的倾斜，还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个王朝为何会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