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旺农险江城中支腐败窝案尘埃落定，相关涉案人员相继被移送司法机关。但案件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整个事件的终结。在江城银保委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监管责任与工作反思的内部会议正在进行。
王兵将厚厚一摞材料放在会议桌上，面色严肃地看向与会人员：“这是我们检查组在国旺农险江城公司发现的全部违法违规问题清单，总计37项。其中虚增标的套取资金是主要问题，涉及金额巨大，但除此之外，他们在内控管理、费用列支、理赔流程等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
江城分局的几位领导面色凝重地翻阅着材料。宋副局长眉头紧锁，手指不自觉地敲击着桌面。保监科科长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宋局，”一旁的张处长语气平和但坚定，“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国旺农险的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作为属地监管部门，江城分局在日常监管中是否有所察觉？监管措施是否到位？这是我们都需要反思的问题。”
宋局清了清嗓子，试图保持镇定：“张处，我们江城分局确实在监管工作中存在不足。但你也知道，我们分局人手有限，监管的保险机构却多达40多家。农业保险业务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特别是与地方政府、农业部门的交叉点多，监管难度确实比较大。”
“难度大不等于可以不监管，”张处平静地回应，“宋局，我理解基层监管的实际困难。但看看这些数据——”他翻开材料中的一页，“国旺农险江城公司从2018年开始就有明显的业务异常，保费收入在短短两年内增长276%，而同期江城市的农业种植面积和养殖规模并无显着变化。这种异常增长，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保监科科长插话道：“张处，我们确实注意到他们的业务增长较快，但国旺农险方面解释是加大了市场开拓力度，提高了农户的保险意识。而且他们的报表数据看起来都比较规范...”
“规范？”赵旭打断了保监科科长的话，从材料中抽出一份文件，“李科长，你看看这个。这是国旺农险江城公司2020年的财务报表，其中‘业务及管理费’一项，同比激增150%，而他们的解释是‘加大农村服务网点建设投入’。但根据我们的实地核查，他们在江城地区实际新增的服务网点只有3个，这与费用增长完全不成比例。”
赵旭又抽出另一份文件：“再看这份，是他们报销的‘农户培训会’费用清单。一次普通的乡镇级培训，费用高达8万元，包含的餐费、礼品费明显超出标准。这样的异常，在财务审计中应该很容易被发现。”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宋局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知道赵旭说的都是事实。
“我并不是要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张处缓和了语气，“但这次事件暴露出我们在农业保险监管方面存在系统性漏洞。保险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勾连，使监管变得更加复杂。但越是这样，我们监管部门越要坚守职责，不能因为难就放松监管。”
他环视在场人员，继续说道：“我已经将全部检查材料和问题清单移交给你们分局。按照程序，应由你们对国旺农险江城公司立案进行行政处罚。同时，我建议分局就此次事件开展内部自查，查找监管漏洞，完善工作机制。”
会后，张处将检查组的两名年轻科长叫到办公室。
“小王，小赵，这次检查你们表现得很出色，”张立明赞许地看着两位年轻人，“特别是小王，在数据分析上很有见地，发现了保费增长与农业基础数据不匹配的关键疑点。而且在实地走访农户时耐心细致，收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一手信息。”
王兵有些不好意思地推了推眼镜：“张处，这都是您指导有方。其实开始时我也有点发懵，数据太多太杂，不知从何入手。”
赵旭也点头附和：“是啊，第一次参与这么大的专项检查，刚开始真有点不知所措。特别是走访农户时，很多老人是闯关东来的，不会说普通话，沟通起来特别困难。”
张处微笑着看着两位年轻科长：“这就是基层工作的特点，也是锻炼人的地方。你们知道吗，我年轻时在央行第一次下乡去农合社检查，也遇到过类似困难。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科技手段，全凭两条腿、一支笔，挨家挨户走访调查。”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的城市景色：“监管工作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审材料，更要深入一线，了解实际情况。这次如果不是我们实地走访，听到那些老人的反映，可能还发现不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张处，我有个问题，”赵旭认真地问，“我们检查时发现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之前的日常监管没有发现？是监管手段落后，还是...”
张立明转身，神情严肃：“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农业保险监管确实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监管资源有限；二是部分监管人员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思想，认为批了机构、批了产品就完事了；三是一些基层监管人员对保险机构，特别是大型保险机构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不敢较真碰硬；四是...”他顿了顿，“可能也存在个别监管人员与监管对象关系过密，失去了监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赵旭若有所思：“这次国旺农险的事情，会不会也有监管方面的问题？我是说，他们这么大规模、长时间的违法违规，属地监管部门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察觉吧？”
张立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这个问题，省局纪委已经在关注了。我们作为检查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将问题查清查实，并移交给了有处理权限的部门。剩下的，就交给组织和制度来处理。”
三天后，王兵带着小马、小文返回平州。
回到平州后，王兵又去了趟吉春并作为主汇报人向省局党委全面汇报了此次江城农险专项检查的情况。汇报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王兵不仅汇报了国旺农险的违法违规问题，还深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完善农业保险监管的七条建议。
“这次检查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王兵在汇报最后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我建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业保险专项治理，重点整治虚增标的、套取资金、虚假理赔等问题。同时，要完善农业保险监管制度，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核查机制，从源头上防范类似问题发生。”
省局领导对王兵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决定采纳他的建议，部署全省农业保险专项治理行动。
一个月后，关于江城分局监管责任问题的调查有了结果。省局纪委经过深入调查，认定江城分局在国旺农险江城公司的监管中存在明显失职。
调查通报中指出：“江城分局对国旺农险江城中心支公司的监管流于形式，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该公司长期、大面积的违法违规问题；在日常监管中，满足于看报表、听汇报，未能深入实际开展有效核查；对已发现的个别问题线索，未能一追到底，存在‘好人主义’和畏难情绪...”
根据调查结果，省局党委作出处理决定：江城分局副局长宋建国对分局保险监管工作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予以诫勉谈话；保监科科长李强对国旺农险的直接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予以通报批评；江口县办事处刘主任在受理群众举报过程中处置不当，未能及时上报重要线索，予以党内警告处分。
处理决定公布后，在江城分局引起震动。宋建国在分局全体会议上做了深刻检讨。
“同志们，我作为分管副局长，对这次监管失职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建国面色沉重，声音低沉，“长期以来，我满足于完成日常监管任务，对保险机构的监管不够深入、不够严格。特别是对国旺农险这样的大型机构，存在畏难情绪，总想着‘大公司管理规范，不会出大问题’，放松了监管要求。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
他抬起头，看着台下的同事们：“监管工作没有大小之分，没有重要次要之别。每一家机构，无论大小，都应该得到同等严格的监管。每一次检查，无论常规还是非常规，都应该认真对待。这次教训是惨痛的，不仅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损害了农户的利益，也损害了我们监管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
李强也在科室会议上做了检讨：“作为保监科科长，我直接负责对保险机构的日常监管。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材料轻实查的问题。对保险机构报送的材料，往往看看表面数据，缺少深入分析和实地验证。对国旺农险的一些异常情况，虽然有所察觉，但未能追查到底，总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了监管漏洞，给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空间。”
处分决定也传到了平州。王兵得知后，将小马和小文叫到办公室。
“江城分局的处理结果出来了，你们听说了吧？”王兵问。
两人点头。小马说：“听说了，王科。宋局被诫勉谈话，李科长被通报批评。系统里也有一些人讨论，有人说处理轻了，这么严重的监管失职，应该撤职。”
王兵摇摇头：“组织处理干部，既要看问题的性质和后果，也要看干部的一贯表现和认错态度。据我了解，宋局在其他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次主要是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诫勉谈话是组织的一种监督和教育方式，目的是让干部认识到错误，及时改正。”
他顿了顿，继续说：“至于说处理轻重的问题，我们要相信组织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作出恰当处理。作为监管干部，我们更应从中吸取教训，反思自己的工作。”
“王科，我有一个困惑，”小马说，“我们在基层检查时，经常能发现各种问题。但有些问题很明显，为什么属地监管部门就是发现不了？是真的能力不足，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王兵沉思片刻，缓缓说道：“这个问题很复杂，每个具体案例可能原因不同。但我认为，除了监管能力、监管手段等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动力问题。”
“监管动力？”小马不解。
“对，”王兵解释道，“通俗地说，就是监管者为什么而监管？是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还是为了防控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同的出发点，会导致不同的监管行为。如果只是把监管当作一项普通工作来完成，那么可能就是走程序、看材料、写报告。但如果把监管视为维护金融安全、保护群众利益的重要职责，就会更加主动、更加深入、更加较真。”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这次国旺农险案件，如果属地监管部门有足够的监管动力，就不难发现问题。保费异常增长、费用不合理支出、补贴与投保数据矛盾...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疑点。但为什么没有深究？可能觉得‘没必要那么认真’，可能担心‘得罪人’，也可能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这就是监管动力不足的表现。”
小马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这次检查，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可能也就满足于发现一些表面问题，不会深挖出后面的腐败窝案。”
“正是如此，”王兵赞许地点头，“监管工作最怕的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报表、开开会，发现不了真问题。必须深入一线，深入实际，带着问题意识去检查，带着责任担当去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