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年的年终大朝会，在一种近乎沸腾的兴奋与憧憬中落下帷幕。
首辅孙承宗所宣读的那一串串数字——三十万装备精良的新军、两千万两充盈的国库、以及红薯玉米在北方广袤土地上的郁郁葱葱——如同强心剂般注入了每一位朝臣的血脉。
他们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沉睡的巨人正在苏醒，一个远超洪武、永乐时代的庞大帝国正在泰昌皇帝看似不经意的布局中，勾勒出它雄浑的轮廓。
紫禁城的暖阁内，炭火盆驱散了北国的寒意。
朱常洛站在那幅巨大的《大明混一图》前，目光沉静如水。
地图上，从辽东的白山黑水到西南的烟瘴之地，从波涛万顷的东海到即将纳入掌控的南洋，无数条无形的线缆似乎正从他的指尖延伸出去，牵引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命运。
他看似深居简出，但每一项人事任命、每一道战略指令，都精准地落在了棋盘的关键节点上。
泰昌二年是夯实根基、积蓄力量的一年，而泰昌三年，将是利剑出鞘、全面进取的开端。
新年伊始，皇帝的密使便带着最新的战略部署，从京师疾驰而出，分赴各方。
给辽东熊廷弼的诏令：
诏书充分肯定了熊廷弼在辽东推行“坚壁清野”策略所取得的成效，稳住了辽东，压缩了建州女真的活动空间。
朱常洛在诏令中明确指出，泰昌三年的战略核心在于“驱虎吞狼”。要求熊廷弼不必急于寻求与努尔哈赤的主力进行决战，而是要继续稳扎稳打，逐步向沈阳、抚顺一带挤压。要像一把不断收紧的铁钳，迫使努尔哈赤在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情况下，逼迫其将目光转向相对薄弱的朝鲜、日本方向。“引其东顾，耗其国力于朝鲜山川，待其师老兵疲，我再以雷霆之势击之，可收全功。” 同时，诏令也授权熊廷弼，可酌情派遣小股精锐，扮作女真部族或朝鲜义军，对后金侧后方进行骚扰，加深其与朝鲜的矛盾。
给登莱孙元化的诏令：
这份诏令承载着朱常洛对海洋的野望。
朱常洛命令孙元化，在原有登莱新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登莱、天津等地的造船工匠与技术，继续西山借鉴西洋的先进造船工艺，加速建造更大、更快、火力更强的新式战舰，目标是组建一支“可跨海远征，威慑诸藩”的强大远洋水师舰队。
这支舰队不仅要对辽东沿海保持持续压力，封锁女真可能的海上通道，更还肩负着一项绝密任务——朱常洛随诏书附上了一份由锦衣卫好手冒着极大风险在日本秘密绘制的“石见银矿”及其周边地形、守备详图。
朱常洛要求孙元化，以护航商队或剿捕海盗为名，组建一支精干的远征先遣队，择机前往日本，不仅要尝试在当地建立据点，开采银矿以补充大明日益增长的军费，更要“效仿倭寇旧事”，对日本西海岸进行袭扰，使其无力也无意介入大明在朝鲜和辽东的战事。
“倭国，银矿也，疥癣之疾也。取其银以资我用，扰其边以疲其民，此消彼长，大势在我。”
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同毛文龙部的合作，拖住后金，使其无法全力从事生产活动。
给福广水师沈有容的诏令：
诏书首先表彰了沈有容在整合海商、收取“护航费”以及肃清沿海方面做出的贡献。
随即，朱常洛将目光投向了东南海疆之外那片更大的棋局。
他明确指出，远道而来的“红毛夷”（荷兰人）狼子野心，虽然他们暂时同大明合作进行直接贸易，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尤其是锦衣卫探知荷兰人其对我国的台湾（明朝时期称台湾为东番）的觊觎已昭然若揭。且他们已经占领了澎湖地区，势必会对今后我水师南下产生阻碍。
注：1622年，柯恩总督获知西班牙人意图占领台湾，遂派雷约生率领600人进攻澳门，若失败则转往澎湖或台湾设立贸易据点。只是荷军遭西班牙、葡萄牙联军顽强抵抗，损失惨重，雷约生遂转占澎湖，并在风柜尾筑城。因此泰昌二年荷兰人已经占领了澎湖列岛，但并未占领台湾，直至1624年才占领台湾。
“东番者，东南之藩屏，沃野千里，岂容夷人染指？” 命令沈有容，立即抽调水师陆营官兵，并招募沿海流民、贫民，以屯垦驻防为名，抢先一步台湾岛北部的鸡笼（基隆）、淡水等地建立稳固的据点，修筑炮台、营寨，实施军屯。
另先择机同荷兰人进行谈判，收服澎湖，若荷兰人不允，则可武力收服，至于收服澎湖的时间和方法则由沈有容自行决定。
同时，鼓励甚至组织福建、广东两地百姓移民台湾，开垦荒地，将台湾正式纳入大明的行政与军事管辖之下。“此为长久之计，既可绝红毛夷之念想，亦可为我大明开疆拓土，增一粮仓。水师当以此为基，护卫海商，南控南洋。”
给四川秦良玉的诏令：
这份诏令最为杀气腾腾，也最清晰地体现了朱常洛“向南打通出海口”的战略决心。
皇帝对西南方面军在过去一年彻底平定云贵土司、并成功扩编至三个精锐师的战绩表示嘉奖。
泰昌三年，西南方面军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改土归流”，而是“犁庭扫穴，拓土万里”。
诏令授权秦良玉，以“追剿叛逃土司残部”、“解救被掳汉民”为公开理由，命令马祥麟的第一师为前锋，周敦吉的第五师和孙传庭的第六师为策应，大举挥师南下，攻入缅甸东吁王朝境内。
战略目标极为明确：沿着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南下，收服本属于大明的缅甸宣慰司等地，扫清一切抵抗力量，直至攻占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出海口——仰光（明朝时仰光被称为大光，属于大明三宣六慰中的大古刺宣慰司），将整个缅甸纳入大明的直接管辖之下。
“大光一得，则我大明在南洋可得一门户，西南自此有海路通衢。彼处稻米一年三熟，翡翠玉石俯拾皆是，皆可为我所用。”
诏令还特别强调，要注重收拢和安抚在缅汉人，可将其编为向导或辅助部队，以减小进军的阻力。
四道诏令，如同四支利箭，射向大明疆域的四个战略方向。
东北是稳健的压迫与引导，东方是跨海的奇袭与掠夺，东南是超前的布局与开拓，西南则是迅猛的突击与征服。
朱常洛坐在紫禁城的深处，运筹帷幄，将大明的战争机器全面启动。
泰昌三年的大明，在内部矛盾初步缓和、国力稳步提升的背景下，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进取姿态，向着四面八方的战略目标，迈出了坚定而有力的步伐。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蓝图，正在从构想一步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