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上回说到，昭明把部落带到了“砥石”这个地方，算是给商族找了个新驿站。可站稳脚跟不是终点，对早期的部落来说，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掌舵的接力棒，交到了他儿子相土手里。
相土这个名字，听着就挺有分量——“相”是看顾，“土”是土地。这位仁兄，看来是打定主意，要好好经营脚下这片地盘了。
史书对他记载不多，但句句是干货。《世本》里说：“相土作乘马。”（《世本·作篇》）《荀子》里也认这笔账：“乘杜作乘马。”（《荀子·解蔽》）这“乘杜”就是相土。可别小看这短短四个字，这简直是给商族插上了一对铁翅膀。
“作乘马”，到底有多厉害？
在相土之前，商族祖先们搬家，估计主要靠两条腿，顶天了用牛驮点重物。那速度，那运力，一天能走三四十里地了不得了。可“乘马”一出，局面全变了。
这“乘马”，不是简单地骑马（那叫“骑乘”），而是发明或率先大规模应用了马拉车。您琢磨琢磨，这里头包含多少技术突破：首先得驯服野马，这玩意儿性子烈，不比牛羊；然后得造出结实轻便的车子，轱辘、车轴、车厢，一个不能少；最后还得有一套驾驭马匹的方法，缰绳、马鞭、口令，都是学问。
这等于把部落的机动速度，从“步行级”直接提升到了“公路级”。赶着大车迁徙，装载的物资能多好几倍，老弱妇孺也能坐在车上，部落的行动半径和生存能力呈指数级增长。
这技术是相土凭空想出来的吗？恐怕不是。更大的可能是，商族在从北向南的迁徙路上，接触到了北方草原地带擅长驯马的族群（比如后来的狄人、戎人祖先），把这门技术和自己的需求一结合，搞出了升级版的“乘马”。这就是迁徙部落的优势——见得多，学得快，敢尝试。
有了这“陆地上的快船”，相土开始干一番大事业了。
《诗经·商颂》里唱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这词儿气势很足。“烈烈”是威猛、轰轰烈烈的样子。“海外”不是指真的漂洋过海，在那时候人眼里，黄河下游广袤的、统治不及的地方，就能叫“海外”。“有截”是整齐、臣服的意思。连起来就是：相土威风凛凛，势力远播，连遥远的“海外”之地都服服帖帖。
这唱词当然是后代的赞美诗，有夸张成分。但它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在相土手里，商族从一个求生存的迁徙部落，开始向一个有能力威慑、管理周边区域的区域性力量转变了。
马车，在这里扮演了双重角色。
第一，是武力投射的工具。 想象一下，当商族的战士们驾着马车，轰隆隆地出现在那些还靠步战的部落面前时，那是怎样的降维打击？速度快，冲击力强，还能站在车上射箭投标枪，简直就是当时的“坦克”。这“烈烈”的威风，一半是靠车轮子碾出来的。
第二，是贸易与控制的网络。 车子跑得远、拉得多，就能把甲地的盐、乙地的陶、丙地的兽皮，更好地交换起来。商族本来就有点做买卖的天赋（始祖契的老爹据说就是贸易能手），现在有了马车，更是如虎添翼。通过控制贸易线路和物资流通，影响力自然就像蜘蛛网一样铺开了。所谓的“海外有截”，不一定是刀刀见血的征服，很可能也是一种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延伸。
考古学能给这“烈烈”的功业提供注脚吗？能。
在相当于夏朝中晚期的中原地区，马车遗迹开始出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都）和郑州商城（早商都城）的早期地层中，都发现了车辙的痕迹。这些车辙宽度统一，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制式化的车辆。虽然还没发现完整的马车实物，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马车的起源和初步应用，正对应于相土所处的时代前后。
更有意思的是，商族后来核心区域的文化遗存（先商文化），其分布范围在相土之后，呈现出明显的扩张态势。从豫北冀南一带，向东可以辐射到山东，向西能触及太行，影响力毯子一样铺开。这片区域，大概就是“海外有截”的实土范围了。
所以，相土这个人，很像一个创业公司的第二轮融资功臣。他爹昭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临时办公室（砥石），而他则搞来了关键的“风险投资”（马车技术），并利用这笔投资，迅速开拓市场，把公司估值和业务范围狠狠提升了一个量级。
他让商族从一个略显狼狈的“流浪者联盟”，变成了一个坐在马车上、手持长矛与货袋、令人侧目的区域强权。“商”这个字号，从此在华夏东部响亮了起来。
然而，就在部落欣欣向荣之时，一个古老而强大的对手，再次找上门来。这个对手，不是任何外部部落，而是他们赖以生存又时刻想吞噬他们的——黄河。
相土的辉煌，为商族带来了广阔的疆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治理责任。下一回，咱们要讲一位面对滔天洪水，最终“勤其官而水死”的悲情英雄——冥。看看这个日益强大的部落，是如何在自然之威面前，交出另一份答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