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水在初春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岸边的黄土被无数双草鞋和木屐踩得坚实。周公旦站在一处稍高的土丘上，远眺着眼前这片开阔的平原。风很大，卷起干燥的尘土，扑打在他脸上，也扑打在周围那些正在测量、夯土、搬运巨木的人们身上。
这里不是镐京。镐京在西，背靠秦岭，是周人的老巢，但偏居一隅，像个攥紧的拳头，有力，却难以舒展。而眼前这片土地，在黄河与洛水之间，后世叫做洛阳盆地。此刻，它还只是一片被战争和迁徙反复践踏过的、略显荒凉的原野。
但周公眼里看到的，不是荒凉。他看到的是一张刚刚铺开的、巨大的棋盘。他要在这里，落下周王朝未来八百年江山最重的一枚棋子——成周，也叫洛邑。
“太室（嵩山）在南，邙(máng)山在北，黄河在西，洛水贯中……”他低声念叨着，像在确认某种古老的密码。“天下之中，就在这里了。”
一、风水与算盘：为何必须是“天下之中”？
营建新都，劳民伤财，尤其是在刚刚经历三年东征、国力消耗巨大的时候。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歇。有些老贵族暗地里嘀咕：镐京好好的，先王所都，宗庙所在，何必再兴土木？这姬旦，是不是又想搞什么大动静，彰显自己的权势？
周公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建洛邑，绝非为了个人享乐或虚荣。这是一笔必须算的政治、军事、地理的综合账。
第一本账：地理控制账。
镐京远在西陲，对广大的东方领土——尤其是刚刚平定、依然潜伏着殷商遗民和不满诸侯的“中原”地区——实在是山高皇帝远。政令往来，动辄数月；军队调动，疲于奔命。鞭长莫及。
而洛阳盆地，地处当时已知“天下”的几何中心。从这里出发，到东南西北四方边界的距离大致相等。就像下棋时把“帅”挪到了棋盘正中央，虽然看似暴露，实则辐射力、控制力最强。无论是震慑东方的残余势力，还是应对南方的荆楚、北方的戎狄，反应时间都能大大缩短。
第二本账：政治风险账。
镐京是周人老家，但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老巢。这些人与姬周王室关系盘根错节，势力深厚。周公推行新政，加强王权，难免触动他们的利益。在镐京，他常常感到掣肘。
新建一个都城，就像一个新开的公司总部。人事、制度、规矩，都可以从头设计，摆脱很多旧势力的纠缠。他可以把忠诚于王室的官员、军队、甚至一部分民众迁过来，在这里打造一个更纯粹、更听命于中央的权力核心区。
第三本账：安全冗余账。
“都城不能只有一个。”这个道理，聪明的统治者都懂。镐京是“宗周”，是精神祖庭；洛邑是“成周”，是行政前锋。两者形成犄角之势，互为备份。万一一方有变（外敌入侵、内部叛乱、自然灾害），另一方可以迅速成为避难所和反击基地。这叫“两都制”，是给王朝买的双重保险。
第四本账，也是最隐晦的一本：安置“殷顽民”。
东征后，如何处置数量庞大的殷商遗民（尤其是那些贵族和死硬分子），是最大难题。全杀了不仁，也杀不完；放任在故地，是定时炸弹。
最好的办法，是物理隔离 + 就近监控。把这些人从殷商故地（今安阳、淇县一带）强行迁徙到新建的洛邑来。一方面，割断他们与故土的情感、宗庙联系；另一方面，把他们放在天子新都的眼皮子底下，重兵看守，便于管理。洛邑，将成为一座关押前朝精英的“超级监狱城市”，同时利用他们的文化和技术为新城服务。
《尚书·召诰》里说：“丕(pi)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bi)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yi)。”（大大地营建这座大城，从此以后以德配享皇天，谨慎祭祀天地神只，从此在这中央之地治理天下。）话说得冠冕堂皇，但“中乂”（在中央治理）的潜台词，就包括了对四方、尤其是对东方“不稳定因素”的强力管控。
二、召公的丈量：用脚步和准绳规划王畿
营建的具体负责人，是德高望重的召公奭(shi)。这位老臣或许对周公的某些手段有过疑虑，但对营建新都、巩固周室的大战略，是坚定支持的。他亲自担任“总工程师”，带着巫史、工匠，进行前期勘察和规划。
史书记载：“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尚书·召诰》）（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来勘察宅址……太保清晨到达洛地，占卜宅址。得到吉卜之后，就开始测量规划。）
“相宅”不只是看风水。召公拿着“圭表”（测日影定方位的仪器）和“准绳”（测量工具），在洛水两岸反复奔走、测量。他在确定几个最关键的点：王城（宫殿宗庙区）、成周（驻军和殷民居处）、城墙走向、主干道路。
考古发现证实，早期的成周城规模宏大，布局规整。宫殿区位于城中偏北的高地上（便于防卫和彰显权威），有大型夯土基址。城市有明确的中轴线，可能已具备后世中国都城“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雏形。城墙厚实，城外有壕沟，军事防御功能突出。
召公的每一步丈量，都是在把周公那张抽象的“天下之中”蓝图，转化为可以夯筑的城墙、可以行走的街道、可以居住的里坊。他手中的准绳，拉直的不只是土地，更是未来周王朝对东方的统治秩序。
三、九鼎的搬迁：一场政治象征的物理转移
在新都营建的同时，另一项意义极其重大的工程也在秘密或公开地进行——搬运九鼎。
“九鼎”不是九个做饭的锅。那是夏禹铸的（传说）、商汤迁过的、代表“天命”和“天下王权”的超级礼器，是政权合法性的终极物理象征。谁拥有九鼎，谁就是“天命所归”的天下共主。
这组沉重无比的青铜巨物（即便没有传说中那么大，也绝非小件），原本供奉在商朝的都城。武王克商后，可能曾想过搬运，但时机未成熟，或者工程太艰巨，暂时搁置。
如今，成周即将建成，这里将成为新的“天下之中”。把九鼎从殷商旧都迁到成周，其象征意义无比强烈：
宣告天命彻底转移：商朝连象征天命的鼎都守不住，被搬到了周人的新都，说明“天命”已完全归周。
奠定成周的神圣地位：九鼎所在，即为天命所钟之地。把鼎放在洛邑，就等于给这座新城盖上了“受命于天”的官方认证公章。
震慑四方诸侯：所有来成周朝觐的诸侯，都将亲眼看到这组传说中的神器矗立在周天子的庙堂，直观感受到周王室无可争议的权威。
搬运九鼎的过程，必然是一场耗费巨大的国家级工程。需要特制的车辆、平整的道路、大量的民夫和军队护卫。每一步，都在向天下宣示：周，不仅有能力打下江山，更有能力重塑江山的秩序与象征。
《左传》记载春秋时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被王孙满驳斥：“成王定鼎于郏(jiá)鄏(ru)（即洛邑）……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可见直到东周，“成王定鼎洛邑”这件事，依然是周王室权威的重要依据和护身符。
四、夯土下的野心：一座城与一个时代
工地上，号子声此起彼伏。巨大的木槌（夯具）被绳索拉起，再重重砸下，将一层层黄土夯实。每一声闷响，都让大地微微震颤。无数的殷遗民在监工的皮鞭下劳作，他们筑起的，将是囚禁他们自己和他们后代的高墙，也将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地基。
周公依旧站在土丘上，看着这座拔地而起的城市轮廓。风吹动他的袍袖，猎猎作响。
他建的不只是一座城。他是在打造一个控制系统。这个系统以成周为中央处理器，以分封的诸侯为分布式终端，以礼乐制度为运行软件，以九鼎为硬件加密狗。他要让周王的权威，像阳光照在洛阳盆地上一样，无远弗届，却又中心明确。
远方，镐京的旧贵族们可能还在议论纷纷。近处，夯土的劳工中或许还有仇恨的目光。但周公相信，当这座“天下之中”的巨城最终完工，当九鼎在崭新的明堂中安放，当四方的贡赋和诸侯的车驾沿着新修的道路汇聚于此，一种新的、强大的向心力和秩序感，将不可逆转地生成。
时间会磨损刀剑，会消磨记忆，但夯入地下的土层，和刻进人心的“中心”观念，会更加持久。他要为周王朝锚定的，不仅是一个地理中心，更是一个文明与权力的永恒坐标。
（第五章完）
新都的城墙一寸寸增高，但光有一座宏伟的首都，还撑不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周王的权力触角，如何才能伸向每一个遥远的角落？光靠血缘兄弟监控，已经证明会炸膛。周公需要一套更系统、更持久的“分布式管理方案”。下一步，他将铺开一张空前绝后的政治地图，把家族、功臣、甚至先朝贵族，像棋子一样撒向四方。下一章，打开分封制导航图，看七十一个诸侯国，如何被精确投放到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华夏大地，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反过来拉扯周王朝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