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周的宫墙在秋雨里泛着湿冷的青光，像一块还没完全干透的、巨大的陶坯。周平王宜臼坐在并不宽敞的正殿里，听着檐水滴答的声音，有些出神。这声音和镐京的不同，镐京的雨声更沉，混着渭河的水汽；这里的雨声清脆些，却总带着股挥之不去的陌生感。
他来到这里，已经好几年了。从申侯把他从西边接出来，到在晋、郑等诸侯护送下渡过黄河，最终踏进这座由他曾祖父周公旦奠基、父亲幽王从未真正经营过的“天下之中”，整个过程像一场漫长而狼狈的大迁徙。
现在，迁徙结束了，或者说，勉强完成了。但每当夜深人静，那些颠簸在路上的记忆，那些需要清点、保护、又不断流失的“家当”，就会像水底的沉渣一样泛起，让他心里发堵。
这不是一次荣耀的迁都，更像一次破产公司的资产转移。而他，就是那个带着所剩无几的核心资产、投奔新市场的落魄董事长。
一、核心资产：能搬走的，和搬不走的
平王能带走的，是一个缩水了不止一圈的“周王室”实体。让我们给他列一份冷酷的“搬家清单”：
第一类：动产中的“硬通货”——礼器与珍宝。
九鼎：理论上，这组象征天命的重器必须带走。但它们的运输是天文数字的工程。从镐京到洛邑，四百多里路，需要特制的超大型车辆（可能拆卸？）、平整加固的道路、海量的民夫和精锐军队护送。这可能是整个迁徙中最艰巨、也最显眼的任务。九鼎的抵达，是平王政权在洛邑立足的物理宣言。它们最终是否真的全部、完好运抵？史无明载，后世关于“秦迁九鼎”、“泗水捞鼎”的传说，可能就源于此次搬运的艰难或损耗。
其他青铜礼器：祭祀用的鼎、簋（gui）、尊、爵；宴飨用的编钟、石磬；象征权力的钺、戈……这些都是王室威仪和祭祀活动的核心道具，必须尽量带走。它们同样沉重，但相对分散，可能由各贵族家族分别负责运输和保护。
玉器、帛书、贝币：相对轻便但价值连城的细软。玉璋、玉琮、玉璧等是祭祀和赏赐的关键；珍贵的帛书可能记载着重要盟约、王室谱系；海贝等货币则是维持宫廷运转和赏赐的硬通货。这些是王室的“流动资金”。
第二类：无形资产的核心载体——典籍与档案。
这是比青铜器更重要的东西，却也可能在慌乱中损失最惨重。
王室谱牒（dié）：记载周王世系、婚姻、分封记录的“户口本”和“股权证明”，是证明平王嫡系正统、以及厘清诸侯与王室关系的最根本文件。
祭祀礼仪记录：详细规定如何祭天、祭地、祭祖的“操作手册”。没了这个，周天子连跟上天祖宗“沟通”的标准化流程都无法完成，神权权威大打折扣。
历史诰命：包括历代先王的训诰（如《康诰》、《酒诰》）、重大盟誓（如武王伐纣的誓言）、赏赐诸侯的命书等。这些是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文本基石和法律先例。
天文历法资料：观测星象、制定历法的记录，关乎“天命”的解读和农业社会的运转秩序。
这些竹简、木牍、帛书，笨重、怕火、怕水、怕散佚。在镐京陷落的混乱和长途跋涉中，损失必然惊人。后世孔子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周室东迁时档案的散失，可能就是造成后来许多周初史事模糊不清的根源之一。
第三类：最宝贵的“活资产”——人口。
王室核心成员及近支宗亲：平王自己的家眷、以及愿意跟随他东迁的王子、王孙。
世袭贵族与官僚家族：如周公、召公、毛公等世代辅政的卿士家族，以及各种职官（史、卜、祝、宗人等）。他们是王室政府的“管理团队”和“技术专家”。
百工与技匠：铸造青铜的工匠、制作玉器的玉人、纺织锦绣的匠人、建造宫室的匠师、演奏雅乐的乐师等。他们是周代先进文化和技术的承载者。
部分王畿军队与平民：最忠诚或无处可去的部分“六师”残部，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少量世代依附王室的平民。
这些人的迁徙，不仅仅是人的移动，更是周王室所代表的礼乐文化、行政知识、手工业技术的一次大规模东渐。他们的到来，将直接提升洛邑（成周）及周边地区的文明程度，也为后来东周列国的文化繁荣埋下了种子。
二、运输的困境：道路、粮食与人心
搬家清单列出来容易，真正上路，才是噩梦的开始。
道路： 从镐京到洛邑，虽有古道（如崤函古道东段），但历经战乱，必然年久失修。车队需要穿越渭河平原，翻越崤山、熊耳山余脉，渡过洛水、伊水。沿途桥梁是否完好？山路能否通行装载巨鼎的车辆？遇到雨季，泥泞的道路足以让整个车队陷入绝望。
粮食与补给： 庞大的迁徙队伍，每天消耗的粮食是天文数字。王室自己的存粮在战乱中损失大半，只能极度依赖沿途诸侯的“供给”。这供给，是友情赞助，还是需要付出政治代价的“买路钱”？《诗经·王风·黍离》的悲凉，或许不止于故国之思，也包括了迁徙路上“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饥馁与不安。一些老弱病残，可能就倒在了东迁的路上。
人心与秩序： 这是一支士气低落、前途未卜的队伍。贵族担心在新地方失去原有地位和产业；士兵疲惫不堪，思念家乡；平民更是茫然。管理这样一支成分复杂的队伍，防止逃亡、内讧和抢劫，需要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权威——而此时的平王，最缺的就是权威。他必须紧紧依靠晋文侯、郑武公等实力派诸侯的武装押送和震慑。
三、诸侯的算计：护送背后的投资与勒索
没有诸侯的武力护送和后勤支持，平王根本到不了洛邑。但这些护送，没有一个是免费的。
晋文侯仇：他刚帮平王灭了携王，现在是头号功臣。他派军队护送，既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投资（平王）安全到位，也是为了监控这个新天子，并沿途彰显晋国的权威。他可能借此机会，将晋国的影响力渗透到沿途地区，甚至索要一些战略要地的控制权作为“报酬”。
郑武公掘突：郑国是新封的诸侯（郑桓公友之子），急需巩固地位。积极参与护送平王，是向天下展示郑国“尊王”立场、获取政治资本的最佳广告。郑国后来能迅速在洛邑附近扩张，成为“挟天子”的初期代表，与这次“雪中送炭”的投资密不可分。
秦襄公：他的角色更微妙。秦人并非老牌诸侯，一直在西方为周室抵御戎狄。镐京陷落后，秦襄公可能也派兵参与了某种形式的“护送”或“接应”，并因此获得了平王的一句空头支票：“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这句承诺，成了秦人后来合法向西方扩张、夺取周人故地的“产权证”，是影响战国格局的深远伏笔。
这些诸侯名为“勤王”，实则在瓜分护送天子这份政治红利，并趁机为自己攫取实际利益。平王就像一件珍贵的“抵押物”，被一群债主（诸侯）护送着，前往新的驻地。他知道，自己欠下的“债”，未来需要用王室的尊严和所剩无几的政治资源来慢慢偿还。
四、抵达之后：从“天下共主”到“物业公司经理”
当风尘仆仆的队伍终于看到洛邑的城墙时，松一口气之余，是更深的怅惘。
带来的青铜礼器需要清洗、整理，重新安置在尚未完全建好的宗庙明堂里。破损的，需要招募工匠修复。
运到的典籍档案需要晾晒、清点、分类，放入新的“守藏室”。缺失的部分，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
跟随而来的人口需要安置：贵族要划分新的采邑（但洛邑周边土地有限，且早有其他势力盘踞），官僚要安排职位（但职权范围大大缩水），军队要驻扎，百工要作坊……
一切都需要钱、需要地、需要权威来协调。而平王发现，自己带来的这点“资产”，在偌大的成周和虎视眈眈的诸侯面前，显得如此单薄。
他不再是号令天下的“共主”，更像是带着祖传招牌和一点老本，入驻新开发区的一家老字号物业公司经理。招牌还算亮，但实际管辖的“小区”（王畿）面积缩水大半，业委会（诸侯）个个实力雄厚、不太听话，维护费用（财政）捉襟见肘。
东迁完成了，一个时代勉强续上了。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了。周天子从裁判兼运动员，变成了一个需要看运动员脸色、才能偶尔吹吹哨子的名誉主席。
而那些在迁徙清单上被反复计算、艰难搬运过来的器物、简牍和人，将成为东周五百年列国博弈中，时而想起、时而利用、却又再也无法复原的、关于一个统一权威的苍凉背影。
（第二十八章完）
平王在洛邑安顿下来，开始了仰人鼻息的东周岁月。而当初护送他、投资他的诸侯们，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收割“红利”。其中，有一个诸侯的眼光最为独特狠辣——他不要眼前的土地，而要了一张远在西陲的、充满风险却也充满机遇的“空头支票”。下一章，看秦襄公如何将平王一句无奈的许诺，变成家族百年征伐的纲领性文件，开启秦国用鲜血和刀剑，在蛮荒与故土间“兑现期权”的悲壮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