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平原的春天，来得迟，也来得惨淡。渭河两岸的柳树勉强抽出些黄绿的芽，田垄间却少见人影，只有被野火燎过的焦黑痕迹，和偶尔可见的、未被掩埋干净的残缺白骨，提醒着人们去岁那场浩劫。
在镐京西边不远，一个叫携的地方（具体地点已不可考，可能在今陕西户县附近），几座勉强修葺过的宫室里，飘出了稀疏的炊烟。这里没有镐京王城的恢弘，更像一个临时加固的贵族庄园。但在这里，一个新的朝廷，正试图在一片废墟上，撑起一面旧的旗帜。
旗帜下坐着一位年轻人，或者说，一个大孩子——王子余臣。他是周幽王的另一个儿子，或许比被废的太子宜臼年幼，生母可能地位不高。在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褒姒被掳的那场巨大混乱中，他没有跟随父亲逃往骊山，或者侥幸躲过了搜捕。此刻，他被一群神情肃穆、甲胄染尘的老臣簇拥着，头上戴着一顶显然不太合尺寸的冠冕。
拥立他的，是以虢（guo）公翰为首的一批西周王畿内的旧臣和贵族。这些人，是宗周社稷最后的“守墓人”。
一、两个“周王”的诞生：合法性对决
就在骊山烽火熄灭、镐京余烬未冷之际，华夏大地的政治光谱上，几乎同时亮起了两个都自称“周天子”的光点。
东边的光点：平王宜臼。
地点：申国（今河南南阳），后迅速东迁至雒邑（洛邑）附近。
拥立者：申侯，及其盟友缯侯、许侯等，可能还包括一些早早东迁的畿内贵族（如郑国部分势力）。
合法性叙事：
嫡长子正统：我是幽王元配申后所生，名正言顺的太子！幽王受妖妃褒姒蛊惑，废嫡立庶，违背礼法。我的废黜本身就是非法的。
为国除害：我外公申侯联合诸侯，诛杀无道昏君（幽王）和祸国妖妃（褒姒），是“清君侧，安社稷”的正义之举。（至于勾结犬戎？那是“借用”外力，细节可以模糊处理。）
天命所归：幽王失德，戏弄烽火，天命早已弃之。我乃嫡长，复位乃天命所向。
这套说辞，占据宗法礼制的制高点，听起来堂堂正正。但它有一个致命软肋：与弑父者（申侯）和外敌（犬戎）牵连过深。在极端重视孝道和“华夷之辨”的周代，这是难以彻底洗刷的“原罪”。许多老派贵族内心是鄙夷和不接受的。
西边的光点：携王余臣。
地点：携地（宗周故地）。
拥立者：虢公翰等留守王畿的世卿旧族。
合法性叙事：
扞卫宗庙，延续国祚：镐京虽破，宗周未灭！我等坚守先王故土，在王室陵寝和宗庙附近拥立新君（余臣），才是真正延续文王武王之祀，不让祖宗血食断绝。
反对篡逆，肃清朝纲：申侯引狼入室，弑杀天子，形同篡逆！宜臼得位不正，乃“弑父者之外孙”，有何资格继统？我们才是王道正统的扞卫者。
仇耻未雪，何以东迁：犬戎杀我天子，毁我都城，此乃国仇家恨，不共戴天！此时不思收复旧都、报仇雪耻，反而丢下宗庙社稷东逃，是懦弱与背叛！我们要留在西土，积聚力量，光复宗周！
这套说辞，主打悲情坚守和血仇未报，情感上能打动很多对宗周有深厚感情、对犬戎有切齿之恨的旧贵族和军民。但它也有硬伤：实力弱小，且拥立的王子并非嫡长，在宗法上稍逊一筹。
《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清华简·系年》也佐证了这一分裂局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指携王余臣）而立其弟。” 这些出土文献证实，“二王并立”不是后世编造，而是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残酷政治现实。
二、携王朝廷：夹缝中的艰难维系
携王余臣的朝廷，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寒酸、最悲壮的“中央政权”之一。
政治资本：
一批忠心但可能迂阔的老臣：如虢公翰，世代为周室卿士，与王室利益深度绑定，他们的忠诚无可置疑，但能力和视野可能已跟不上剧变的时代。
部分王畿残存的军民：那些无法或不愿东迁的贵族、士人、平民，他们家园被毁，仇恨满腔，是携王政权的基本盘和兵源。
“大义”名分：坚守故土、复仇雪耻的口号，在道义上有其感召力。
现实困境：
经济凋敝：关中经此大乱，生产破坏严重。携地小，资源有限，又要养活朝廷和军队，财政捉襟见肘。
强敌环伺：东边，是占据大义名分、获得更多诸侯形式承认的平王集团。西、北两面，是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劫掠的犬戎等部落。携王政权处在夹缝之中，生存压力巨大。
诸侯观望：大多数诸侯对这场王室内战持观望态度。他们可能同时向两边派遣使者，保持暧昧，伺机而动。真正铁心支持携王的诸侯恐怕不多，且实力有限。
合法性争议：毕竟不是嫡长子，这一点始终是被平王方面攻击的弱点。
这个朝廷的日常，很可能是这样的：虢公翰等大臣，每天为如何筹集粮饷、如何安抚流民、如何修复一点残破的防御工事而焦头烂额。年轻的携王余臣，则要在各种祭祀仪式上（祭祀文王、武王、乃至被杀的幽王），努力扮演一个沉稳、悲愤的复仇者角色，用繁复的礼仪来强调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和神圣性。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平王东迁合法性的持续质疑和挑战。
三、二十一年的僵局与消耗
“二王并立”的状态，竟然持续了二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前750年）。这说明平王（宜臼）一开始并没能迅速压服西部势力，双方形成了某种脆弱的僵持。
这二十一年里，中原大地出现了奇观：诸侯们或许会收到来自“成周”（平王）和“携”（携王）的两份诏令或赏赐。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平衡，可能对两边都表示一定的礼节性尊重，但实质上谁的账都不太买。周天子的权威，在这场内耗中跌入谷底。
《诗经·王风》中的一些诗篇，可能就反映了这段时期王畿地区的凋敝和民众的迷茫。“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那稷苗茂盛却国破家亡的悲凉，或许正是携地军民心态的写照。
僵持对携王政权是极其不利的。他们困守一隅，资源越耗越少，复仇的口号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乏力。而东迁的平王，虽然初期狼狈，但背靠中原更广阔的地盘和资源（尤其是得到晋、郑、秦等实力派的陆续支持或默认），逐渐站稳脚跟。
打破僵局的关键，落在了晋国身上。
四、晋文侯的抉择：一把终结分裂的刀
晋国，当时盘踞在山西南部，是实力强大的诸侯。它的态度，足以改变天平。
晋国的国君晋文侯仇，是一个精明务实、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需要权衡：支持哪一方，对晋国最有利？
支持携王？能获得“尊王攘夷”、扞卫正统的美名，但携王势力弱，地理上又隔着黄河和王屋山，晋国难以有效控制，投资回报率低，还要直接面对犬戎的威胁。
支持平王？平王有“嫡长”名分，且已东迁，对晋国的直接威胁小。更重要的是，帮助平王消灭“伪王”，是天大的功劳，可以借此从平王那里获取巨大的政治回报——比如，扩张领土的合法授权，或者更高的诸侯霸权地位。
晋文侯做出了选择。公元前750年（周平王二十一年，也是携王余臣二十一年），晋文侯的军队西渡黄河，进入携地。
关于携王余臣的结局，《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冰冷而直接：“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指携王余臣）而立其弟。”
这里“杀昭公”可能指携王被杀。而“其弟”的拥立，或许意味着携王集团内部在最后时刻也发生了分裂或权臣篡立，但很快被晋军扑灭。
可以想象最后的场景：晋军兵临“携”地城下。势单力薄的携王朝廷，或许发生了内讧（大将或权臣如“高之渠弥”弑君以求自保或投降）。抵抗是微弱甚至没有的。虢公翰等老臣可能殉死，也可能被俘。存在了二十一年的“携王”政权，像一个脆弱的泡沫，在强权的铁蹄下，噗一声，破裂了，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多少涟漪。
晋文侯成了“定鼎”功臣。他不仅帮平王消灭了政敌，还顺便将周王室在西部最后一点残余势力也清理了，为自己和晋国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平王，在付出了一些领土或特权许诺后，终于成为了唯一的、再无内部挑战的周天子。
携王余臣，这个在历史主流叙事中几乎被抹去的人物，连同他悲壮的坚守和注定失败的政权，就这样沉入了时光的河底。他的存在，是西周灭亡后权力真空期混乱与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平王东迁合法性始终无法完全自圆其说的那道阴影。
（第二十七章完）
携王余臣的血，终于为持续二十一年的“二王并立”画上了句号。平王宜臼，此刻坐在成周（洛邑）的宫殿里，成为了唯一的周天子。但他这个天子，权威早已碎了一地，领土缩水严重，全靠晋、郑等几个强势诸侯“友情赞助”才勉强维持门面。现在，他必须考虑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如何把这个流亡政府般的朝廷，以及追随他东迁的残存王室力量，安顿下去，并开始新的、注定卑微的“东周”岁月。下一章，翻开平王东迁的物流清单，看一个王朝的“搬家”，如何狼狈、算计，又如何在绝望中埋下未来列国争霸的遥远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