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好伐鬼方的大胜，像一颗砸进平静水潭的巨石，在殷都激起的可不光是凯旋的欢呼。那波浪一圈圈荡开，拍打着王朝殿堂的每一个角落。
最直接的震动，在庙堂。班师回朝、献俘告庙的典礼办得空前隆重。武丁亲自出城迎接，看着王后麾下甲胄染尘、却意气昂扬的将士，看着连绵不绝的牛羊战利品，还有那些垂头丧气的鬼方贵族俘虏，他脸上在笑，心里那本账，却算得噼啪作响。仗打赢了，固然是天大的好事，可王后的威望，傅说凭借后勤支持展现的能力，还有那些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新贵将领，都会像新长出的枝杈，让朝堂这棵大树变得更复杂，影子也拉得更长。这些，都是他作为君王，接下来要仔细修剪、平衡的。
更远的震动，在四夷。鬼方这块硬骨头被商朝王后亲自敲碎的消息，借着商队、行人和逃散部众的嘴，风一样刮遍了荒原和山岭。那些原本就臣服、纳贡的方国，使者来得更勤，礼单变得更厚，言辞也愈发恭顺。而另一些心里有小九九，或自恃山高路远、与商朝若即若离的部族，则开始睡不着觉了。他们紧张地注视着殷都的方向，掂量着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鬼方”。
然而，就在这胜利的余音尚未散去，朝堂内外的目光还聚焦在北方草原时，两道新的紧急军情，几乎不分先后，摆上了武丁的案头。
一道来自西线。斥候和边境盟邦急报：羌方，又蠢（chun）蠢欲动了。这个老对手，似乎觉得商朝主力北调、王师疲惫，是个可乘之机，开始在边境地带频繁劫掠商朝的附庸，甚至有小股部队试探性地越过界河。
另一道来自西北线。驻守在那里的将领发来龟甲刻辞（这已是比单纯口信更正式、更紧急的文书形式），报告土方的游骑最近出现得异常频繁，而且不再是零散的骚扰，似乎有集结的迹象，目标很可能直指商朝设置在那边的一处重要铜矿据点。
朝堂之上，刚刚因北伐大胜而洋溢的些许轻松气氛，瞬间荡然无存。一些贵族开始交头接耳，眼神里流露出担忧，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埋怨——看吧，打了一个，引来两个？傅说和甘盘等重臣则面色凝重，他们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考验。胜利，有时反而会刺激更多潜在的对手。
武丁没有马上说话。他走到悬挂着巨大皮质地图的木架前，目光先落在西部那片用赭石色粗略标示的山地高原——那是羌方的地盘；然后又缓缓移到西北方那片更空旷、只用墨笔勾勒出几条河流与山脉的区域——那是土方出没的广袤地带。
“诸位，”武丁转过身，声音平静，却压住了殿中所有的私语，“鬼方之败，是打断了北边最硬的一颗牙。可这头巨兽，还有爪，还有别的牙。西边的羌，西北的土，从来就没安分过。如今不过是觉得我们刚打完一场恶仗，想捡个便宜。”
他顿了顿，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击：“他们要捡便宜，朕，就让他们看看，大商的便宜，是不是那么好捡。”
这番话，定下了基调。不是要不要打，而是怎么打，先打谁，打到什么程度。一场关于帝国西线与北线战略的激烈讨论，就此展开。而这场讨论的核心，不再是单纯的“打不打”，而是如何精确地区分羌方与土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对手，并为之“量身定制”打击策略。
先说这西线的老冤家——羌方。
羌方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像鬼方那样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核心部族联盟。他们更像是散布在西部广袤高原、山地、河谷间的，无数羌人部落的统称。“羌”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就像一个戴着羊角头饰的人，形象地点明了他们的特征：牧羊为生，逐水草而居，部落分散。
《诗经》里提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诗经·商颂·殷武》），那是商朝强盛时的理想状态。实际上，羌人“来享”（进贡）和“来王”（朝见）的积极性，完全取决于商朝鞭子够不够硬，够不够长。他们时叛时服，大部落能聚集起相当可观的兵力，小部落则像草原上的旱獭，打得过就抢一把，打不过就一哄而散，躲进深山。
对付羌方，商朝可谓是经验丰富，也头疼无比。打大仗，往往像重拳打棉花，很难找到其主力一举歼灭；不打，边境的屯田据点、贸易商队就永无宁日。而且，羌地贫瘠，山高路险，就算打下来，占领和治理的成本极高，远不如北方草原或东方平原那样有实利可图。
因此，商朝对羌的基本国策，可以概括为 “慑服为主，征伐为辅，分化利用” 。甲骨文里常有“获羌”、“用羌”的记载，“获羌”是抓俘虏，“用羌”就残酷了——大量羌人俘虏被用于祭祀和殉葬。这种残酷的威慑，是悬在所有羌人部落头上的一把血淋淋的刀。同时，商朝也善于拉拢一部分羌人部落，给予他们贸易特权或边境守卫的职责，让他们去对付其他不听话的羌部，玩“以羌制羌”的把戏。
再看西北线的土方。
土方，则是另一个画风的对手。
如果说羌方是散乱而坚韧的“高原群狼”，那土方就更像是组织度更高、目标明确的荒漠悍匪。他们活跃的区域，更偏北，更干旱，环境更恶劣，这也锻造了他们更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土方不像羌人那样主要满足于边境骚扰，他们动不动就敢深入商朝境内，攻击城邑，目标直指人口、手工业品，尤其是——铜锡矿场和运输路线。
在甲骨文中，“土方”出现的频率很高，且常常与“侵我”、“围我某邑”、“掠我众人”这样严重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比如有一条着名的卜辞记载：“癸巳卜，殻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sui）！其有来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zhi）戠（zhi）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灾二邑；邛（qiong）方亦侵我西鄙田。”（《甲骨文合集》6057正） 这完整记录了一次土方联合另一叫“邛方”的部族，东西两面同时入侵商朝边境，还攻陷了两座城邑的严重事件。
土方对商朝核心利益的威胁，比羌方更直接、更致命。铜锡是帝国的血脉，是铸造礼器、兵器的根本。动矿场，就是动国本。因此，商朝对土方的策略，与对羌方有本质区别：是坚决的、主动的、旨在歼灭或重大打击的军事征讨。打击土方，往往需要集结规模更大的正规军，进行有明确战略目标的远征，力求摧毁其集结能力，或攻占其某些关键据点（如果找得到的话），以换取边境较长时间的安宁。
武丁和他的智囊们，此刻就在地图和无数片记事的甲骨前，剖析着这两个对手。西线羌方，是慢性的、弥漫性的瘙痒，需要一剂能持续止痒、又能分而治之的药方；西北土方，则是急性的、可能引发高烧的脓肿，需要找准部位，下一刀狠的，把脓根挤出来。
北击鬼方，是扬威立万，打断了最强的外部脊梁。而即将展开的对羌方与土方的经略，才是真正考验商朝这个庞大帝国，能否同时应对多线威胁、进行精细化战略管理的试金石。这不再是王后一人率偏师破敌的传奇故事，而是国家机器全面开动、在广袤疆域上同时下好几盘棋的复杂博弈。
那么，武丁究竟会如何落子？谁主攻，谁牵制？由哪位将领，领受哪一方重任？这些决策，将不仅关乎一两场战役的胜负，更将深深影响商朝未来数十年的西部与北部格局。
庙堂上的战略辩论，没有持续太久。武丁心里那本账，算得比谁都清楚。很快，决策就如同一道道明确的军令，从殷都发出，奔向不同的方向和将领。
对于西线那个如野草般“剪不断、理还乱”的羌方，武丁给出的方子，果然不是一味猛药。他任命了一位以稳重、善于抚御和筑城着称的老将，率领一支规模适中但足够精锐的部队西进。这支军队的任务，并非寻找羌人主力进行决战——那等于在草原上追风。
他们的使命更像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化的 “蒐（sou）田” 。“蒐”在古代有阅兵、狩猎、整治三重意思。这支商军，就是一把巨大的、流动的篦（bi）子。他们沿着边境与羌人活动区的交界地带，稳步推进，一边狩猎清剿小股羌人劫掠队，一边修筑一系列坚固的戍（shu）堡和烽燧。
这些夯土堡垒，不高大，但足够扼守水源地和交通要道。它们像钉子一样楔入边缘地带，既是前哨耳目，也是庇护所和出击基地。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一种清晰、坚固的文明边界宣言。从此，商朝的“土”与羌人的“牧”，有了肉眼可见的分野。商军以这些堡垒为支点，定期巡逻，打击敢于靠近的部落，同时向那些表示顺服的羌部开放有限的边境贸易，用盐、布帛和青铜小件，换取他们的牛羊和马匹，并鼓励他们相互监督、举报那些“不轨”的部落。
这套组合拳，可谓“胡萝卜加大棒”的古老智慧。它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赫赫战功，而是追求一种长久、稳定、低成本的压制与控制。甲骨文中此后关于西线“羌事”的记录，将从频繁的“羌侵我”警报，逐渐转变为“在某戍受年”（某戍堡获得好收成）、“令某侯司羌”（命令某位边境侯爵管理羌人事务）这类更具行政色彩的记载。这意味着，对羌方的经略，正从单纯的军事对抗，转向更复杂的、带有羁縻（ji mi）色彩的边境治理。这个过程缓慢、琐碎，毫不起眼，却是帝国疆域得以实质性巩固的根基。
然而，对于西北方那个贪婪而凶悍的土方，武丁的策略就截然不同了。这里没有“羁縻”，没有“贸易”，只有一个字：伐！而且要伐得狠，伐得疼，伐到它短时间内再也伸不出爪子。
这一次，挂帅的并非妇好。北伐鬼方已证明了她无与伦比的野战能力，但帝国不能只有一把利剑。武丁选择了另一位地位崇高的王室将领，或许是他的儿子之一，抑或是如“沚戠”那样长期与土方周旋的边境强藩。调集的军队规模，虽不及北伐鬼方那般倾国之力，但也绝对是主力兵团，且战车的比例极高。
因为对付土方，需要的是高速的机动、强大的冲击力和正面摧毁的意志。土方敢于深入抢掠，倚仗的也是其来去如风的骑兵和车兵。商朝必须用对方最擅长的方式，在野战中将其正面击溃，才能达成震慑。
大军悄然集结，然后如同离弦之箭，直扑西北。这次进军的目标极其明确：不是漫无目的地追逐土方部落，而是直指情报显示的、土方此次集结并威胁商朝铜矿的核心区域。甲骨文忠实记录了这次行动的前奏：“癸酉卜，殻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三日乙酉，有来自西，沚戠告曰：土方围于我奠（甸），俘人十又五。五日丁亥，允有来自西，长友角告曰：邛方出，侵我示昜（yáng）田，俘人十又五。” （《甲骨文合集》6057正） 边境守将沚戠和长友角接连告急，土方和其盟友邛方同时入寇，俘掠人口。这紧迫的军情，正是此次大举征伐的直接导火索。
战斗的过程，或许没有北伐鬼方河谷突袭那样的戏剧性传奇，却更显帝国重装兵团的磅礴与冷酷。商军以坚固的车阵为核心，配合步兵方阵，稳扎稳打，如同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犁过戈壁与草原的交接地带。他们寻找土方的主力，或者，直接进攻土方赖以生存的、水源附近的季节性营地。
一旦接敌，战斗往往异常惨烈。土方人悍勇，但商军的组织度、装备和战术配合更胜一筹。战车冲锋撕开阵线，步兵跟进剿杀。甲骨文中那些“获土方…人”、“伐土方…”的简短记录背后，是血与火的碰撞。此战的目标不仅是击退，更是要大量杀伤其有生力量，焚毁其积聚的草料，夺走其畜群，让这个以掠夺为生的部族，感受到彻骨之痛。
经此一役，土方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于甲骨文中“消停”了许多。西北边境的铜矿开采和运输路线，恢复了往日的繁忙。这场胜利，与其说是开拓了新的疆土，不如说是用一次强有力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扞卫了帝国核心经济命脉的安全。它向所有觊觎商朝财富的部族宣告：劫掠边境或许能得逞一时，但若威胁到根本，必将招致毁灭性的报复。
西线稳如磐石的“戍堡网”慢慢编织，西北线雷霆万钧的“铁拳”重重砸下。武丁时代对羌方与土方的经略，堪称古代中国多线战略的经典范例。它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成熟的帝国，面对不同性质、不同威胁等级的对手，必须具备的战略判断力与策略弹性。
对羌，是持久耐心的“化”与“制”，将军事压力转化为边境秩序的构建，模糊的文明边缘被一点点夯实的土墙和明确的规则所界定。对土，是果断凌厉的“伐”与“破”，用绝对优势的武力清除眼前最尖锐的威胁，保障腹心之地的安全。
这两条战线上的努力，一柔一刚，一长一短，共同拓宽并巩固了商王朝的生存空间与安全边界。来自西部高原的羊群与来自北方荒漠的威胁，都被有效地挡在了这双重防线之外。帝国的资源——那些珍贵的铜、锡、玉石、龟甲——得以相对顺畅地汇聚到殷都，滋养着青铜文明最绚烂的花朵。
当西线的戍卒在土墙上眺望落日，当西北线的战车拖着缴获的旗帜凯旋，殷都的工匠正将又一批铸造好的青铜礼器送入宗庙。庙堂之上，关于“四方”的争吵暂时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对新一轮祭祀与封赏的筹划。
然而，帝国的疆域并非只有西与北。当武丁将目光从地图的上方移开，转向那广袤而潮湿的东方与南方时，他知道，那里有着与鬼方、羌方、土方都截然不同的世界、挑战与诱惑。一些被称为“虎方”、“人方”的名字，已经开始在边报和卜辞中频繁出现。
对“四方”的经略，远未结束。下一场征服，或许将不再是为了保卫矿场，而是为了夺取更珍贵的资源，或是通往大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