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末的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里火光跳跃,映照着桌上一份关于美军军衔改革的法案草案。随着美国武装力量膨胀至1200多万,原有的军衔体系已难以适配盟军协同作战的需求——英国有陆军元帅,苏联有大元帅,而美国陆军的最高军衔,仍停留在潘兴将军专属的“陆军特级上将”。
焦点,最终落在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身上,而这场军衔改革的涟漪,也悄然波及到了巴黎郊外的盟军空军指挥部。
美国的军衔制度向来承载着厚重传统。1919年,为表彰约翰·潘兴在一战中的卓越功勋,国会专门设立“陆军特级上将”军衔,使其成为美国陆军史上独一份的荣誉。
二十五年后,二战的规模远超一战,马歇尔作为陆军参谋长,统筹全球战场的兵力调动与战略部署,其指挥权限早已覆盖陆、空协同,可他的军衔仍为四星上将,与前线将领并无本质区别。
在与丘吉尔、斯大林等盟国领导人会晤时;军衔差异虽未造成实质阻碍,却让美军高层意识到:设立更高军衔,已是必然。
“我一点也不想得到什么晋升,我已经足够了。”当陆军部长斯汀生提及晋升事宜时,马歇尔的回答干脆利落。这位身材挺拔的将军,办公室里没有任何装饰性勋章,只有一张潘兴将军的合影——一战时,潘兴将名不见经传的马歇尔提拔为副官,两人结下深厚情谊。
1938年潘兴病重时曾预言:“乔治,总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而马歇尔当时坚定回应:“美国只有一位陆军特级上将,那就是您。”这份对前辈的敬意,让他对晋升始终保持距离。
马歇尔的谦逊并非故作姿态。在他看来,指挥效率与军衔高低无关,“能让我调动百万大军的,是职责而非肩章”。即便英国陆军参谋长布鲁克早已晋升元帅,他仍坚持佩戴四星肩章,甚至在盟军会议上主动坐在次要位置。
这种品格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桀骜不驯的麦克阿瑟虽曾对战略部署有异议,却从不敢与马歇尔正面抗衡;艾森豪威尔、尼米兹乃至费尔多·莱昂内尔,提及他时无不肃然起敬。
但战局的推进容不得个人谦逊。1944年9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法案,设立“五星上将”军衔,既避开了“元帅”称号可能与“马歇尔(marshall)”产生的语义混淆,又以新的荣誉体系匹配将领们的功勋。法案明确:五星上将军衔仅在战时授予,终生有效,旨在表彰“对战争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指挥官”。
消息传到欧洲,费尔多正在审阅对鲁尔工业区的轰炸计划;参谋将电报递给他时,他只是淡淡扫了一眼,便继续在地图上标注轰炸坐标。
对费尔多而言,军衔从未是追求的目标。从中途岛开始,到欧洲战场主导对德战略轰炸,再到太平洋战场制定“火海战术”,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战报与轰炸损伤评估报告,墙上挂着的是被击落的德军战机残骸照片,而非个人荣誉证书。
可作为职业军人,他无法否认这份荣誉的分量——那是对无数空军将士牺牲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战场指挥的最高认可。
与他截然不同的是麦克阿瑟。得知五星上将设立的消息,麦克阿瑟立即通过驻华盛顿代表向罗斯福总统递交报告,细数自己在太平洋战场的功绩:“从澳大利亚反攻至菲律宾,解放数千万民众,这份责任理应匹配相应荣誉。
”报告中,他刻意强调自己“陆军将领”的身份,暗合陆军对五星上将名额的争夺。消息传到费尔多耳中时,他正与巴顿在指挥部用餐,巴顿嗤笑一声:“道格拉斯总想着让全世界看到他的肩章。”费尔多只是笑了笑,给巴顿的咖啡续满:“胜利才是最好的肩章。”
罗斯福总统与国会早已对荣誉归属有了清晰判断。在提交的提名名单中,马歇尔的名字位列第一——即便他本人多次推辞,国会仍以“指挥体系需要”为由坚持授予;尼米兹代表海军,其在太平洋海战中的功勋无可争议;麦克阿瑟虽有争议,但菲律宾战役的胜利使其成为陆军代表的不二人选;而费尔多,则以空军唯二候选人的身份赫然在列。
“费尔多·莱昂内尔的贡献,超越了军种界限。”罗斯福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道,“他的轰炸计划,让德国的战争机器停转,让日本的本土陷入火海。没有他的空中支援,诺曼底登陆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莱特湾海战也难以如此顺利。”这番评价,让所有反对声音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