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春的欧洲,寒风依旧刺骨。华沙的断壁残垣在夕阳下投下狰狞的影子,柏林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无家可归的难民;伦敦的轰炸痕迹尚未抹平,鹿特丹的港口起重机多半锈迹斑斑。
战争摧毁的不仅是建筑,更是整个欧洲的经济命脉——农业生产仅恢复至1938年的83%,工业生产为88%,而出口总额暴跌至59%,数百万人挣扎在饥饿边缘。1946至1947年的罕见寒冬,更是给这片苦难的土地雪上加霜,德国人均每日热量摄入仅1800千卡;英国为保障民用煤炭供应,被迫全面停摆工业生产。
欧洲的困境早已传到华盛顿。一战后“盲目贷款-债务违约-经济崩溃”的循环,成为华府官员心中的阴影。时任国务卿马歇尔深知,若放任欧洲沉沦,不仅会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更可能让苏联的影响力趁虚而入。
制定一份系统性的欧洲援助计划,已迫在眉睫。作为掌控军方核心资源、且在国际事务中屡建奇功的空军总司令,费尔多被杜鲁门亲自点名,全程参与计划的研讨与制定。
马歇尔的初步方案聚焦“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通过无偿拨款与低息贷款结合的方式,为欧洲注入复苏资金。方案在国务院内部讨论时,多数人表示支持,唯独费尔多提出了反对意见。“援助欧洲是必要的,但美国的每一分钱都不能白给。”
在白宫的专题会议上,费尔多摊开欧洲经济数据图,语气坚定,“一战时我们给德国的无底线贷款,最终成了坏账;如今若重蹈覆辙,不仅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还可能养出一批‘白眼狼’。”
他的话戳中了杜鲁门的顾虑。这位总统深知国会对“无偿援助”的抵触情绪,此前对希腊、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已引发诸多争议。“那你有什么建议?”杜鲁门问道。
“以‘资源换援助’,让美国的投入看得见回报。”费尔多给出了具体方案,“援助资金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无息贷款,占比不超过40%,用于紧急人道主义救济;另一部分则以‘权益置换’的形式发放,欧洲各国需拿出相应的优质资产作为抵押——比如法国雷诺汽车的股份、德国西门子的部分专利、瑞典的铁矿开采权、荷兰的港口运营权。”
他进一步解释:“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美国的援助不再是‘打水漂’,这些股份和专利未来能带来持续收益;第二,通过资产绑定,能加深欧洲与美国的经济联系,遏制苏联的渗透;第三,能堵住国会的反对声音,让计划更容易通过。”
马歇尔起初对这种“商业化援助”有所顾虑,认为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但费尔多的补充让他改变了想法:“我们不是在趁火打劫,而是在构建共赢的体系。这些资产只是抵押,欧洲经济复苏后可以通过偿还贷款赎回;而且我们的援助会优先用于重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这些正是美国工业的优势领域——欧洲用援助款购买美国的钢铁、机械,反过来又能拉动美国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为了让方案更具说服力,费尔多还带来了退役空军救助基金的团队。“基金可以率先拿出5亿美元,作为‘权益置换’的示范资金,用于收购德国鲁尔区的部分煤矿开采权。”他强调,“这既能解决德国煤矿的复产资金问题,又能保障美国军工企业的原料供应,一举两得。”
费尔多的优化建议,彻底重塑了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框架。新方案保留了原计划中“系统性援助”的精髓,摒弃了“无偿拨款”的弊端,既兼顾了人道主义需求,又坚守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1947年3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正式提出该计划,其中“以资产置换援助”的条款虽引发欧洲部分国家的争议,但在“生存还是毁灭”的现实面前,多数国家很快表示接受。
当方案提交国会审议时,费尔多亲自出席听证会,用“一战坏账数据”与“新方案收益预测”对比,成功说服了持反对意见的议员。最终,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欧洲复兴法案》,拨款130亿美元用于该计划——比马歇尔最初的设想多了20亿美元,其中40亿美元为无息贷款,90亿美元以“权益置换”形式发放。
消息传到欧洲,法国总理皮杜尔虽对“出让雷诺股份”心存不甘,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目前唯一能让法国过冬的方案。”而德国鲁尔区的煤矿老板们,则对美国的资金注入翘首以盼——有了这笔钱,他们就能重新启动被战争摧毁的矿井,让工人重返岗位。
费尔多站在白宫的地图前,手指划过欧洲大陆。他知道,这份优化后的马歇尔计划,不仅是对欧洲的援助,更是美国构建全球经济霸权的关键一步。通过资金与权益的绑定,欧洲将成为美国工业的大市场、原料的供应地,而苏联想要渗透的难度,也将呈几何级数增加。在冷战的棋盘上,这又是一着稳操胜券的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