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五年六月初，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分配引发了一场静默的风暴。
三十名优等生中，有八人接到了特殊的调令：赴天津、松江、广州三地官办工坊，设立“工坊医馆”。这是沈渊与工部、户部联署的新政试点——将医学成果从庙堂推向市井，从病榻旁送到纺车边。
“学生寒窗五年，难道是为了去给织工包扎手指？”一名学生的父亲，礼部仪制司主事直接找到了沈渊府上，“沈大人，犬子成绩名列前茅，理当进太医院供奉！”
沈渊正在整理一箱新到的显微镜片，头也不抬：“太医院不缺供奉，缺的是能看见真实疾苦的医者。”
“可工坊医馆……”主事语带鄙夷。
“可什么？”沈渊终于转身，目光如刀，“工坊里伤者断指、染肺痨者咳血、中暑者昏厥，他们的命，比宫里贵人的头疼脑热低贱吗？”
主事语塞，拂袖而去。
三日后，那学生自己找来了医学院。年轻人脸上还有未褪尽的稚气，眼神却坚定：“沈先生，学生愿去天津纺织工坊。”
“哦？你父亲同意了？”
“学生已经成年。”他挺直脊背，“入学第一年，您带我们去看过南城贫民窟。那时学生就立誓，医者当为天下病者医，不论贫富贵贱。”
沈渊注视他良久，从书柜取出一本笔记：“这是薄珏先生改进的便携式消毒箱图纸，轻便、便宜，适合工坊使用。拿去，算我给你的践行礼。”
年轻人郑重接过，深深一揖。
医学院的灯光，开始照亮工坊的角落。但这光能照多远，沈渊心中无底。
六月中旬，李岩从铁路工地寄来一封信，字迹潦草，显然是在油灯下仓促写就：
“……天津至济南段路基穿过煤矿区，招募矿工三千。开工月余，已死七人，皆因‘窑毒’（注：一氧化碳中毒）。矿主言此为常事，每人赔银五两了事。昨日又有十余人昏厥，臣命强行抬至工坊医馆，新派医师用‘人工呼吸法’救回六人，余者不治。矿工涕泣曰：‘往日皆白死，今竟有人救。’臣闻之恻然……”
信末，李岩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维新所造之器，若以人命为薪，此器当造否？”
沈渊将这封信抄录一份，直送乾清宫。
当夜，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工部尚书徐光启、户部尚书程国祥，以及刚刚返京的郑森。
“开矿死人，自古难免。”程国祥先开口，这位老臣以理财精明着称，语气刻板，“若严加规制，矿主成本大增，煤价必涨，恐累及炼铁、铁路诸业。”
徐光启反驳：“人命岂能计价？臣已令格物院研制‘通风机’，以蒸汽驱动，可将新鲜空气送入深井。只是……造价不菲。”
“钱的问题，朕来解决。”朱由检转向郑森，“海军最近截获的那批走私白银，有多少？”
郑森一愣：“约三十万两，已入库……”
“全部拨给格物院，研制矿用安全设备。”朱由检决断，“程卿，你拟个章程：凡官办矿场，必须安装通风设备、加固坑道、设立井下医棚。民办矿场，愿安装者，朝廷补贴三成费用。”
程国祥欲言又止，最终躬身：“臣遵旨。”
“还有，”朱由检补充，“今后矿工死伤，抚恤银不得低于二十两，由矿主与朝廷各半承担。隐瞒不报者，查封矿场。”
这可能是大明历史上第一份《矿工安全条例》的雏形。
但新政推行，如巨石投潭。
六月下旬，天津最大的民办煤矿“永盛矿”发生坍塌，死二十一人。矿主试图以每人八两银子私了，被李岩安插在矿工中的靖安营老兵揭发。
李岩带兵封矿，逮捕矿主。当夜，天津巡抚衙门收到七封说情信，皆来自当地士绅。信中不约而同提及：“若严办永盛，天津十八家矿场将联合停业，届时铁路无煤，恐误国事。”
压力传到京城。朝会上，钱士升果然发难：“李岩一介武夫，越权干涉地方矿务，致使天津煤价三日涨三成。长此以往，恐生民变！”
沈渊出列：“钱大人可知，永盛矿去年盈利多少？两万八千两。而矿工月钱几何？八钱银子。二十一条人命，矿主欲以一百六十八两了结——一条命值八两，不及一匹好马。”
满殿寂静。
沈渊继续：“臣已请格物院核算：安装全套安全设备，永盛矿需投入约两千两，此后每年维护约三百两。摊入成本，每百斤煤增价不到一文。而矿工死亡率可降七成。”
“百姓在乎这一文钱！”钱士升高声道。
“矿工也是百姓！”沈渊寸步不让，“若维新只让厂主矿主日进斗金，却让工匠矿工朝不保夕，这维新，不过是以新盘剥代旧盘剥！”
这句话太重，许多官员脸色大变。
朱由检缓缓开口：“沈卿所言，亦朕所思。传旨：李岩处置得当，天津矿务暂由其监管。另，命都察院、工部、刑部组成联合巡察组，赴各省稽查矿场工坊，凡安全不达标者，限期整改，抗命者查封。”
圣旨一下，反对声暂时压下。但沈渊知道，真正的交锋在暗处。
七月初三，医学院发生一起失窃案。丢失的不是贵重仪器，而是一批病历记录——正是工坊医馆收治的工伤病人档案。
“贼人很内行，”薄珏检查现场后判断，“不碰显微镜、不留指纹，专挑病历。他们想证明什么？证明工坊事故不多？还是……”
“还是想找出病历中的‘破绽’，反诬我们伪造数据。”沈渊接话，眼神冰冷。
他立即下令：所有病历增加密写副本，分开存放；医馆增设护卫；同时，让郑森从海军调来三名擅长侦察的军官，暗中调查。
调查指向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方向：失窃当夜，医学院看守曾见到太医院的一名药童在附近徘徊。而那药童，是李济民的远房侄孙。
沈渊亲自拜访了这位已退休的老太医。
李济民正在庭院晒药，见到沈渊，神色复杂：“沈大人是来问罪的？”
“是来请教的。”沈渊开门见山，“太医可知，有人偷走工伤病历，意欲何为？”
老人手一颤，药筛险些打翻。良久，他长叹一声：“老朽……确实向侄孙打听过工坊医馆的事。但绝非为偷窃，只是……想看看，你们是否真的在救人。”
“然后呢？”
“然后？”李济民苦笑，“老朽看到那些病历：断指、烫伤、肺痨、中暑……触目惊心。有些伤，传统医术确难救治。但你们的清创缝合、消毒退热，真的有效。”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但也有人找到老朽，愿出高价，买‘工坊医疗徒增成本、于疗效无益’的证言。”
沈渊瞳孔收缩：“谁？”
“老朽不能说。”李济民摇头，“但可以告诉大人：此人声称，若工坊医馆推广全国，江南千家工坊每年将多耗银百万两。这笔钱，足够修三条铁路。”
沈渊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医学理念之争，而是维新触及了最根本的利益分配。
告辞时，李济民叫住他：“沈大人，你们做的没错。医者，本当如此。只是……这条路，比你们想的更险。”
七月中旬，调查有了突破。海军侦察军官在天津码头截获一批走私货物：三十箱劣质绷带、五十桶掺假的消毒药水，发货方是苏州“济世堂”——一家与钱士升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药行。
更严重的是，货箱夹层里藏有图纸：正是薄珏设计的便携式消毒箱，以及工坊医馆的平面布局图。
“他们要仿制劣质医疗用品，低价冲击市场，同时摸清医馆布局……”郑森分析道，“所图非小。”
沈渊看着那些图纸，忽然问：“济世堂在苏州的作坊，离纺织工坊区多远？”
“不到三里。”
“很好。”沈渊眼中闪过决断，“既然他们想玩，我们就陪他们玩大的。”
七月二十，沈渊上书，提出一个大胆计划：在苏州设立“工坊医疗示范区”，由朝廷直接拨款，建立覆盖全城工坊的医疗网络，所有药品器械由格物院监制、平价供应，工人看病只收成本费。
“此策若行，江南工坊医疗市场将被朝廷垄断！”钱士升在朝会上激烈反对，“此乃与民争利！”
“与哪家‘民’争利？”沈渊反问，“是与抬高药价、贩卖劣质纱布的奸商争利？还是与克扣工人工伤抚恤的厂主争利？”他转向朱由检，“陛下，臣请以苏州为试点，若一年内，工坊事故死亡率降五成，工人因病误工减三成，则推广全国。若不成，臣自请辞官。”
这是赌上政治生命的对决。
朱由检沉默良久。他的读心术已微弱如风中之烛，但此刻，他能清晰感受到朝堂上涌动的暗流：反对者的恐惧、支持者的期待、观望者的算计……
“准奏。”皇帝的声音斩钉截铁，“但沈渊，你不必辞官。若败，朕与你同担骂名。”
退朝后，朱由检留下沈渊，两人在御花园缓步而行。
“朕最近常做一个梦，”朱由检忽然说，“梦见大明变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蒸汽轰鸣，齿轮转动。无数小人在这机器上劳作，有的人站在高处添煤，有的人在齿轮间挣扎。添煤者肥硕，挣扎者枯瘦。”
沈渊静静听着。
“朕想调整这机器，让每个小人都有地方站，不被齿轮所伤。”朱由检停下脚步，“但一动齿轮，整台机器就嘎吱作响，仿佛要散架。”
“因为机器旧了，”沈渊轻声说，“有些齿轮已经锈死，强行转动，只会崩断。但若不转，那些卡在齿轮间的人，迟早会被碾碎。”
朱由检看着池中残荷：“沈卿，你实话告诉朕：这条路，真能走通吗？”
沈渊望向远方工地上隐约可见的铁路高架：“陛下，臣来的那个世界，曾用两百年时间，从蒸汽机走到电力、走到机器人工厂。这两百年里，有过工人砸毁机器的‘卢德运动’，有过血汗工厂的童工，有过污染致死的矿难。但最终，机器没有碾碎所有人，反而让更多人摆脱了贫困。”
他收回目光，郑重道：“因为总有人不甘心，总有人去修安全阀、去装防护罩、去制定最低工资。维新不是一条坦途，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修整——一边让机器跑得更快，一边拼命不让它把人甩出去。”
朱由检长久不语。最后，他拍了拍沈渊的肩膀：“那朕就陪你，修这场旷日持久的机器。”
七月末，沈渊带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南下苏州：二十名医学院毕业生、十名格物院工匠、五名靖安营护卫，还有薄珏特意赶制的三台“移动医车”——由马车改装，配备简易手术台、药品柜和消毒设备。
离京那日，李济民带着一群老太医来送行。老人递上一个布包：“这是太医院历代收集的民间验方，专治跌打损伤、烫伤火毒。或许……你们用得着。”
沈渊郑重接过：“多谢太医。”
“该说谢的是老朽，”李济民眼中有泪光，“医道千年，终于等到这一天——医者，要走出医馆，去天下最需要的地方了。”
车队启程，烟尘扬起。京城渐远，而前方，是密布纺机的江南，是无数在机器轰鸣中谋生的工人，也是一张等待他们的、用利益与偏见织成的大网。
但车上的年轻人很平静。他们打开李济民送的验方，对照着医学院的教材，开始讨论如何用科学方法验证这些古老智慧的有效成分。
车轮滚滚，碾过官道上的车辙。旧的印记被覆盖，新的道路在延伸。
而在更深的暗处，几双眼睛正盯着这支队伍。一张针对沈渊和工坊医改的网，正在悄然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