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把二伯、三叔和那个王大哥带走时，村里不少人都来看。有人说二伯他们做得不对，有人说我命好能遇到柱子哥帮忙。我听着这些话，心里不难受了，反倒有点轻松。
爸站在院门口，看着警车开走，长出一口气。妈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红的：“总算过去了。”
柱子哥还没走，他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玲子姐，没事了，我也该回去了，砖厂还有活。”
“等一下，”爸叫住他，“柱子，今天多亏了你，留下来吃早饭吧。”
柱子哥摆手：“不了叔，真有事，改天吧。”
妈赶紧进屋拿了几个煮好的鸡蛋塞给他：“拿着路上吃，谢谢你啊柱子。”
柱子哥接过鸡蛋，说了声“谢谢婶”，就跑着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我和爸妈回到屋里，妈去厨房做饭，爸坐在桌边抽烟，我坐在他对面。
“玲子，”爸抽了一口烟，慢慢说，“以后二伯他们可能还会找事，你得有个准备。”
“他们还敢？”我有点急。
“不好说，”爸摇摇头，“他们眼里就认钱，小伟的彩礼还没着落呢。”
“那咋办？”我问。
爸没说话，妈从厨房出来听见了，接话道：“能咋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要是再敢逼你，咱就跟他们闹，大不了去镇上告他们。”
“对，”爸点头，“实在不行，咱就搬家，离开这个村。”
搬家？我没想过这个。但想想二伯他们的德行，也许真得走。
“先吃饭吧，”妈把粥和咸菜端上桌，“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别的。”
早饭很简单，粥、咸菜、馒头。但我吃得很香，比吃啥都香。
吃完饭，我去洗碗，妈过来帮忙，小声说：“玲子，妈知道你不想再嫁人，妈不逼你。以后咱娘俩好好干，日子总能过好。”
我鼻子一酸，点点头：“嗯，妈，我跟你一起干。”
收拾完，爸去地里了，我和妈去摘棉花。棉花快摘完了，摘完能卖一笔钱，够买过冬的煤了。
地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摘棉花，看到我，有人问：“玲子，没事了？”
“没事了，谢谢婶子关心。”我笑着回答。
有人说：“你二伯他们就是不对，哪能那么逼侄女。”
“就是，为了钱啥都干得出来。”
我听着，不说话，低头摘棉花。手被棉花壳扎了好几下，有点疼，但心里不难受了。
摘到中午，回家吃饭。刚到家，就看到村支书在我家院里站着。
“玲子，你回来了。”村支书说。
“叔，您找我？”
“嗯，”村支书叹口气，“二伯他们在镇上打电话回来，说让我劝劝你，别让民警深究，不然他们可能要坐牢。”
我愣了一下，坐牢？他们也知道怕？
“叔，”我说，“不是我要深究，是他们逼我的。我只想好好过日子，他们别来烦我就行。”
“我知道，”村支书点头，“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以后别找你麻烦。他们也答应了，说不会再逼你嫁人换彩礼了。”
“真的？”我有点不信。
“真的，”村支书说，“他们也怕坐牢，肯定不敢了。你就放心吧。”
妈在旁边说：“但愿他们能说到做到。”
“会的，”村支书说，“我在中间盯着，他们不敢胡来。”
村支书走后，妈说：“这下能踏实了。”
我也希望是这样。
下午继续摘棉花，摘完一袋子，我往家送。路上碰到三叔，他看到我，低下头，没说话，匆匆走了。我也没理他。
回到地里，妈问：“看到啥了？”
“碰到三叔了。”我说。
“他没找事吧？”
“没有，低着头走了。”
“看来是真怕了。”妈笑了。
天黑前，我们摘了两大袋棉花，装上车拉回家。卸车的时候，爸从地里回来，帮我们把棉花袋扛到屋檐下。
“今天摘的不少，”爸说，“再摘两天就能摘完了。”
“摘完卖了钱，买煤，再给玲子买件新棉袄。”妈说。
“不用给我买，妈，我有棉袄。”我说。
“你的棉袄都旧了，袖口都破了，该换件新的了。”妈坚持。
我心里暖暖的，没再推辞。
晚上吃完饭，我坐在灯下缝补旧衣服，妈在一旁纳鞋底，爸在听收音机。屋里安安静静的，这种感觉真好。
突然想起柱子哥，不知道他砖厂的活累不累，鸡蛋吃了没。改天得谢谢他，光说谢谢不够，得做点啥。
“妈，改天我做点馒头给柱子哥送去吧？”我问。
“应该的，”妈说，“那孩子是个好人，多做点，让他带回去给他爹娘尝尝。”
“嗯。”我点头，手里的针线缝得更有劲了。
第二天，我和妈早早起来做馒头。发面、揉面、上锅蒸，忙了一上午，蒸了两大锅，白白胖胖的，闻着就香。
中午，我装了一袋子馒头，往砖厂走。砖厂离我们村不远，走路半个钟头就到。
到了砖厂，到处都是灰，机器轰隆隆响。我问一个工人：“请问柱子在哪？”
工人指了指远处：“在那边搬砖呢。”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果然看到柱子哥了。他穿着蓝色的工装，满身是灰，正弯腰搬砖，一趟又一趟，看着挺累的。
“柱子哥！”我喊他。
柱子哥回头看到我，愣了一下，赶紧跑过来，有点不好意思：“玲子姐，你咋来了？”
“给你送点馒头，刚蒸的。”我把袋子递给他。
“谢谢玲子姐，太客气了。”柱子哥接过袋子，闻了闻，“好香啊。”
“你爹娘也尝尝。”我说。
“嗯，”柱子哥点头，“玲子姐，你没事了吧？二伯他们没再找事？”
“没找，村支书说了，他们不敢了。”我说。
“那就好。”柱子哥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虽然脸上有灰， but笑得很干净。
“你快忙吧，我不打扰你了。”我说。
“好，玲子姐慢走。”柱子哥说。
我点点头，往回走。走了几步回头看，柱子哥还站在那看我，见我回头，赶紧搬起砖来。
阳光照着砖厂，虽然有点刺眼，但我觉得心里亮堂堂的。
回到家，妈问：“送到了？”
“嗯，”我说，“他挺高兴的。”
“那就好。”妈笑了。
接下来的日子，平静多了。我和爸妈每天去地里干活，摘棉花、种麦子，虽然累，但踏实。
二伯和三叔偶尔碰到，也只是低着头走过去，没再找事。村里的人见了我，也都是笑脸，没人再提之前的事。
棉花卖了钱，妈给我买了件新棉袄，红色的，很暖和。爸买了煤，够过冬了。
这天，我正在家扫院子，柱子哥来了，手里拿着两个苹果。
“玲子姐，我娘让我给你送两个苹果，自家树上结的。”
“谢谢你娘，也谢谢你。”我接过苹果，“快进屋坐。”
“不了，玲子姐，我还得回去喂猪呢。”柱子哥笑着说，“就是告诉你一声，我下个月要去县城学修车，以后想当修车师傅。”
“太好了，”我替他高兴，“学门手艺好，比在砖厂搬砖轻松点。”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柱子哥说，“那我走了，玲子姐。”
“好，路上小心。”
看着柱子哥走了，我手里的苹果红红的，心里甜甜的。
冬天来了，下了第一场雪。我穿着新棉袄，坐在窗边看雪。妈在织毛衣，爸在修农具。屋里生着炉子，暖暖的。
我想，这样的日子，真好。虽然简单，但安稳，踏实。以后的路还长，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互相帮衬，总能越过越好。
至于二伯他们，希望他们能真的悔改，好好挣钱给小伟娶媳妇，别再走歪门邪道了。
雪越下越大，院子里白茫茫一片。我拿起一个柱子哥送的苹果，咬了一口，甜甜的，有点酸，像日子一样，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