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2日，汉诺威的清晨依旧寒冷，但谢亦菲团队的氛围已然不同。明确了目标，卸下了最初的彷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酒店临时充作指挥部的套房里，谢亦菲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匆匆驶过的车辆，转过身，目光扫过团队的核心成员——技术经理赵伟和法律顾问李明。
“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分头行动，最大化利用我们在德国的时间。”谢亦菲的声音清晰而果断，“赵经理，你带领技术小组，携带我们最核心的‘青龙’系列样品，即刻动身前往科隆。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将样品送入tuV莱茵实验室，完成GS认证中最关键、最能体现我们技术优势的测试项目，尤其是环境适应性和极限参数测试。”
赵伟神情严肃，重重地点了点头：“谢总放心，资料我们已经连夜整理完毕，样品也做了最完善的保护措施。就算排队再长，标准再严，我们也一定会把这件事办成，拿到最有说服力的数据！”
“李顾问，”谢亦菲看向李明，“你精通国际商法和德语，随赵经理一同前往。负责与实验室沟通所有法律文件、合同条款，确保我们的知识产权在送检过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避免任何潜在风险。”
“明白。”李明推了推眼镜，眼神锐利，“我会仔细审阅每一份文件，确保万无一失。”
送走了肩负着“技术破冰”重任的赵伟小组，谢亦菲身边只剩下一位负责日常事务和翻译的年轻助理，以及向太提供的一位熟悉德国本地情况的联络人。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Kmm这一棵树上，即便有了tuV的报告，谈判也未必会一帆风顺。”谢亦菲对留下的几人说道，眼神中闪烁着战略家的光芒，“罗斯戴尔能影响Kmm，但不可能只手遮天，封锁整个德国的技术界。我们需要寻找备选方案。”
她拿起向太提供的那份简短名单，上面有几个在德国工商界颇有能量的华人侨领名字，以及一两个与向家有旧、并非处于罗斯戴尔势力核心圈的德国家族或中小型企业联系人。
“我们的目标是那些专注于特定技术领域、有创新活力、可能对‘青龙’技术或其衍生应用感兴趣的中小型公司，或者一些独立的、以技术为导向的研究机构。”谢亦菲布置任务，“通过侨领引荐，我们先进行初步接触，探探口风，不必急于透露太多细节，重点是建立联系，了解德国技术生态圈的实际情况。”
接下来的两天，谢亦菲一行人开始了在马不停蹄的奔波。他们首先拜访了位于汉诺威本地的一位老侨领陈老先生。陈老先生在德国经营中餐馆起家，人脉广阔，对谢亦菲这位来自香港、气质不凡的同乡女性颇为热情。通过他的引荐，谢亦菲得以与一位在汉诺威工业大学担任研究员、同时与几家小型自动化公司有合作的德籍华人博士会面，初步了解了德国中小型技术公司的生存状态和技术需求。
随后，他们又驱车前往不莱梅，接触了一家专注于工业传感器应用的家族企业。这家企业规模不大，但对技术极为执着。谢亦菲谨慎地展示了“青龙”系列在信号稳定性和抗干扰方面的部分非核心数据，引起了对方技术负责人的浓厚兴趣，虽然对方对振华电子的亚洲背景仍存疑虑，但表示愿意保持联系，并期待看到更具体的应用案例。
与此同时，在科隆，赵伟和李明小组也遭遇了预料之中的挑战。tuV莱茵实验室门庭若市，排队等待测试的客户络绎不绝。严格的流程、繁琐的文件要求，以及德国人固有的严谨（或者说刻板），让每一步推进都显得缓慢而艰难。但他们没有气馁，凭借着事先充分的准备和李明精准的法律文书工作，终于成功递交了申请，并将珍贵的样品送入了等待测试的序列。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并随时准备应对实验室可能提出的任何技术质询。
1976年2月4日傍晚，谢亦菲在斯图加特下榻的酒店里，分别接到了来自科隆和香港的消息。
科隆方面，赵伟汇报：“申请已正式受理，排队编号已拿到，预计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我们已与负责我们项目的工程师建立了初步联系，正在积极沟通，争取能适当安排。”
香港方面，则是通过空间传递的、来自廖奎和萧亚轩的简短鼓励：“稳步推进，勿骄勿躁。家中诸事顺遂，盼佳音。”
放下心来，谢亦菲走到窗边，望着斯图加特璀璨的灯火。分头行动的策略已经铺开，技术证明的棋子落在科隆，潜在合作的网络开始在德国南部编织。前路依然未知，但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坚定。她知道，这场在欧洲的试炼，才刚刚进入正题。
就在谢亦菲团队在德国风雪中艰难前行的同时，香港的萧亚轩也并未停歇。廖奎回内地的念头已然明确，她深知，这绝非一次简单的探亲或考察，需要实实在在的“敲门砖”和铺垫。技术资料是其一，但若能有一些硬核的设备，无疑将更具说服力。
她想到了廖奎曾隐约提及的、系统资料中反复强调的、未来电子工业的核心——集成电路制造技术。而光刻机，则是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即便是一台西方国家可能即将淘汰的二手设备，对于此时的内地而言，也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且需要极为可靠的渠道。萧亚轩立刻想到了一个人——马克·温斯洛，一位与振华电子有过数次合作、背景深厚、游走于东西方灰色地带的英籍资深律师。
位于中环的律所办公室内，马克·温斯洛听完萧亚轩隐去关键信息、但意图明确的委托后，灰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光。他轻轻摇晃着手中的威士忌杯。
“萧女士，您总是能提出一些……极具挑战性的委托。”他嘴角噙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光刻机，即便是二手的，也属于《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对华出口的敏感设备清单。这可不是购买几套音响设备那么简单。”
“我明白其中的难度和风险，温斯洛先生。”萧亚轩神色平静，语气却不容置疑，“正因为有难度，才需要借助您的人脉和智慧。价格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绝对隐秘，并且需要配套的技术资料和维护手册，最好是近年内退下来的机型，确保基础的可用性。”
马克·温斯洛沉吟片刻，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路子不是没有。美国、日本盯得很紧，但……欧洲某些国家，或许存在一些‘管理疏忽’。比如，某些在财务压力下急于处理旧设备更新生产线的中小型半导体实验室，或者……某些东欧国家，他们可能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得过一些设备，现在或许有更新的需求。”
他顿了顿，继续道：“我需要时间，也需要动用一些非常规的关系网。费用会很高，包括设备本身、‘特殊’的物流安排、以及……封口费。”
“可以。”萧亚轩毫不犹豫，“启动资金我会立刻安排隆泰证券转到您指定的账户。我需要您尽快给我一个初步的可行性评估和大致的时间表。”
“如您所愿，萧女士。”马克·温斯洛举起酒杯，“为……未来的可能性。”
离开温斯洛的办公室，萧亚轩坐进车里，看着窗外繁华的香港街景。这台潜在的二手光刻机，就像一枚精心准备的棋子，它指向的不是眼前的商业利益，而是更遥远的北方，是廖奎未来回归故土时，手中可能握住的一张重要王牌。她必须在他动身之前，将这件事情，尽可能稳妥地推进下去。这条暗线，与谢亦菲在欧洲的明线行动，共同构成了振华电子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