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县法院贴出公告，定于十天后在县体育场召开公开宣判大会，审理杨秀珠投机倒把一案，还有另外两起重大刑事案件，其中就包括杀害另一个公社粮食保管员的兄弟俩。
宣判大会那天，十里八乡的人都赶了过来。县体育场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主席台上悬挂着“淮海县严厉打击投机倒把、严惩故意杀人犯罪公开宣判大会”的横幅，气氛严肃庄重。
杨秀珠和另外两名罪犯被武警押上台，脖子上挂着写有名字和罪名的木牌，名字上被打了个红叉。杨秀珠穿着一身囚服，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早已没了在羁押室里的从容。她低着头，不敢看台下的人群，却仍能感受到那些复杂的目光——有同情，有指责，也有惋惜。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时声音洪亮，传遍整个会场：被告人杨秀珠伙同他人倒卖布票，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投机倒把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也许法院还没有查明杨秀珠杀害房东的事，也许是不愿意查，因为她投机倒把的罪已经够判死刑，不需要再查，毕竟那个年代的的法治体系还很不健全。总之，宣判大会上只宣布了这一条罪行。
即便如此，当听到“死刑”两个字时，杨秀珠的身体猛地一颤，眼泪夺眶而出。
台下也响起一阵骚动，有人叹息，有人议论。
和她一起被宣判死刑的，还有那对杀害粮食保管员的兄弟俩。他们因抢劫杀人、手段残忍、民愤极大，同样被判处死刑。
宣判结束后，三名死刑犯被武警押上敞篷卡车，沿着县城的主干道游街示众。
车队缓慢行驶，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杨秀珠抬起头，任由冷风将她凌乱的头发吹得四散，脸上写满了绝望。
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慌乱扫过，忽然看见了国强娘母子。
再往前，她又看见了陈光辉，他正搀扶着泪流满面的女儿陈红梅。
看着这四个人站在一起，杨秀珠只觉得心如刀绞。
而她的女儿——那个已经十四五岁、身形渐渐长成的陈红梅——一看到母亲这副模样，再也忍不住，猛地扑到父亲陈光辉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哭声在嘈杂的人群中显得格外刺耳，也格外心酸。
她的目光随着车队的移动一路追着，也在四处搜寻着。 可直到最后，她还是没有见到她最想见、又怕见的人——给她生命的爹娘。
也许，是爹娘觉得女儿让他们丢了脸，连最后一面都不愿来见。想到这里，杨秀珠心里反倒生出一丝说不出的慰藉。毕竟，这样也好，至少她没有让爹娘看见自己如今这副落魄的模样。 车队缓缓前行，杨秀珠的目光又被人群深处的一个矮小的身影吸引。她看见了那个自己最不愿见的、那个把她推向深渊的人——王寡妇。
王寡妇刚与杨秀珠的目光对上，便像被针扎了一样，慌忙躲闪，把头埋得更低，仿佛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她心里清楚，是自己害了杨秀珠，是自己一时的糊涂和恶意，把这个女人逼上了这条无法回头的绝路。
游街结束后，卡车径直开往城外的刑场。刑场设在一片荒凉的废墟上，四周被武警严密封锁。
杨秀珠被押下卡车。武警让她在指定位置跪下。她忽然回头望了望远处的人群，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抓不住。风吹过她的脸，她的眼睛空洞而茫然。
在最后的时刻，她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随后，一声枪响划破空气。
待围观的人群散尽，暮色已悄悄漫过县城的街巷。
陈光辉和陈国强辗转办好了领回遗体的手续。
那个年代，非正常死亡且判了重刑的人，难有体面丧葬，能领回故土安葬已是不易。
几人找了辆破旧的板车，将杨秀珠的遗体轻轻放上，上面盖了块洗得发白的粗布。
板车碾过坑洼的土路，一路颠簸着往杨集镇赶。夜色里，只有车轮滚动的吱呀声，和偶尔传来的几声压抑的叹息。
回到镇上，他们没敢声张，也没有按当地老丧的规矩搭棚设灵——毕竟杨秀珠是“戴罪之人”，按乡俗，横死在外者本就不能入宅，更别提隆重安葬。
陈光辉和陈国强悄悄寻了村外一处靠山面水的坡地，说是风水好，能让她死后安稳些。
国强娘提早准备了口薄棺，几人合力将遗体草草掩埋——这也是杨秀珠交待的；
没有灵堂，也没有哀乐，甚至没立墓碑，只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压在坟头——那个坟头孤零零的，远离陈家祖坟。
也许他们觉得，杨秀珠只想一个人静静待着，不想被凡尘打扰；也许他们觉得，把她这个戴罪之身葬在祖坟，陈家众人会阻挠，地下的祖宗们会骂自己不孝，而他们不愿也无心多事。
几人沉默地挥着锄头，一锹一锹将土填上，动作轻缓，像是怕惊扰了她。
国强娘红着眼圈，往坟前撒了把五谷，嘴里念念有词，无非是盼她来世投个好胎，别再遭这人间疾苦。
陈红梅跪在坟前，哭得撕心裂肺，却不敢放声，只能死死咬着嘴唇，直到尝到血腥味。
陈光辉蹲在一旁，拍着她的后背，自己的眼眶也红得厉害。
夕阳最后一抹余晖落在新堆的坟包上，很快便被夜色吞噬。
没有仪式，没有祭奠，这场草草的掩埋，就是杨秀珠一生的落幕。
她爱过、恨过，挣扎过、沉沦过，最终像一粒尘埃，悄无声息地融进了这片她生于斯、也终于斯的土地。
此后每年的清明，也始终是这几个人来为她上坟。
偶尔，王寡妇也会在没人的时候跪倒在她的坟前，说些忏悔的话。
杨秀珠案件之后两三个月，一直如履薄冰地守着岗位的陈家旺，终于迎来了他的大结局。
因为上一任县革委会主任——那位一直和他关系不错的领导——在被审查时把他给供了出来。于是，陈家旺也被隔离审查。
据说，办案人员在他办公室里翻出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二十一个女性的名字。
最靠前的有刘美英，也就是王寡妇。中间夹着一个“陈青”。再往后，一个孤零零的“周”字映入眼帘——显然是周雨涵。
而在名单靠后的地方，赫然出现了“陈青母亲”这几个字。
这些名字，全都是他倚仗权力伤害过的女人。
办案人员审问他时，他却说是这些人找他办过事，他就随手记下来。办案人员当然不信，可他咬紧牙关，死活不再多说一句。
后来，办案人员只能去找这些女性逐一核对。最终，大多数女人都交代了陈家旺强迫、糟蹋她们的事实。
当问到“周”是谁时，陈家旺却突然闭了嘴，像被钉死一样，死活不吭声。
办案人员又查到陈青母女。陈母只说女儿已经调到外地工作去了。再问具体在哪里，她死活不肯说。后来办案人员又追问，她自己的名字为啥会出现在那个笔记本里，陈母更是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地说：“那……那我咋知道呢？他不是陈青干爹吗？后来，我帮陈青带孩子，他有可能就……就顺手把我名字写上了吧。”
这种话，办案人员当然不信，可她一口咬定，再怎么问也不再吐一个字。毕竟这种事情太丢人了，说出去，她真就没法做人了。
陈父也被搞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为啥把他的婆娘也给喊去调查。可陈母咬紧牙关，硬是没有把那段屈辱的历史说出来。
虽然这二十一个人里，有的说了，有的没说，但已经足够定陈家旺的罪了。再加上他平时依仗职权干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证据确凿。
最终，作恶多端的陈家旺被判了六年徒刑。
到了监牢里，陈家旺反倒像是找到了新的舞台。他一边向狱友炫耀自己当初欺男霸女的“能耐”，一边痛心疾首地说自己的遗憾。
“要是当初我不那么挑剔，那三十个目标肯定能成！”他说，“就是要求太高了。街后大队那张家三儿媳妇……啧啧，本来也该到手的。”
他掰着手指头，数着那些“应该到手却没到手”的名字，脸上既懊恼又得意。
“如今倒好，离目标还差九个。我心心念念的三六九，这个吉祥数字，就因为挑剔和心软，差那么一点点就完成了。”
他叹口气，又骂道：“偏偏是二十一个！这数最不吉利。农村老话，孵鸡蛋二十一天不出鸡，那就是坏蛋。我他娘的怎么就落到个‘坏蛋’的数？”
旁边一个狱友听得直乐，调侃他说：“你这六年徒刑倒是符合三六九的路数，不过九是至尊数目，要不你再申请让政府给你追加三年，凑个九，那才叫吉利呢！”
陈家旺瞪着他，眼睛都快喷火了：“我又不是傻逼！还自己给自己多加三年？”
那狱友冷笑着回他：“你不傻？你玩女人就玩了，还把名字一个个记在本子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干了啥。你不是傻逼是啥？现在倒好，全成了罪证。”
陈家旺被噎得说不出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嘟囔道：“我当时记那些名字，就是为了有个目标，有个追求。我怕我以后忘了，所以写下来……”
狱友嗤笑：“你糟蹋了那么多姑娘，那么多良家妇女，你就不怕遭天谴？”
陈家旺反倒振振有词，脖子一梗：“你们这些人啊，一辈子守着一个婆娘，到死了还不如一只大公鸡呢！”
狱友们听了，有的摇头，有的骂，有的直接懒得理他。
陈家旺却像是还沉浸在自己那套歪理里，完全没意识到，他所谓的“追求”和“目标”，早已经把他送进了真正的绝境。
陈家旺被捕的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湖面，最先被波及的，就是他儿子陈国栋。
他本就是供销社的临时工，全靠父亲在乡里的面子撑着。陈家旺一倒，他的日子也跟着塌了。不到一个月，一纸清退通知便送到他手里。他愣在宿舍门口半天，手里的算盘掉在地上，珠子散了一地，就像他的生活一样，再也串不起来。
没了工作，他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天天缩在供销社那间狭小的宿舍里，抱着廉价的散装白酒灌。两个孩子饿得直哭，他也顾不上，只知道喝。宿舍外的人指指点点：“人都被辞退了，还赖着不走，真没脸没皮。”
酒越喝越多，人也越发失控。他开始整日缠着周雨涵。
周雨涵自从叶培之不告而别后，心早就死了一半。她对陈国栋本就没有多少感情，只是迫于陈家旺的淫威，才勉强维持着这个家。如今陈家旺倒了，她本以为能喘口气，却没想到陈国栋变本加厉。
“雨涵，我爹倒了……我也这样了，你……你千万别离开我，否则，我……我真活不成了……”
他满身酒气地拽着她的袖子，眼里满是绝望和不甘。
周雨涵被他缠得实在没有办法，偶尔只能次把次的满足他。可他却得寸进尺，一心想借着情欲将周雨涵困在身边。把她当成救命稻草，死死抓住不放。
“陈国栋，你清醒点！”
周雨涵甩开他的手，眼里满是厌恶。
她忍无可忍，终于提出了离婚。
陈国栋像被雷劈了一样，瞪大眼睛：“离婚？我们有两个儿子！你说离就离？你是不是嫌我现在没工作了？是不是？！”
他开始疯狂地纠缠她，从宿舍闹到街上，又从街上闹到供销社门口。旁人看了都摇头，可他却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死活不肯松手。
但周雨涵的心已经冷透了。她不再听他的哭诉，也不再看他的眼泪。她只知道，再这样下去，她和孩子都得毁了。
最终，她鼓起勇气，走进了县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那天，陈国栋坐在冰冷的长椅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大儿子陈卫星归他，小儿子归周雨涵。他想再闹，可法院的人冷冷地说：“这是判决，你再闹就是违法。”
他不敢闹了，却仍旧不死心。
有一次，周雨涵坐公交车去县城办事，他竟然追到车上，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雨涵，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改，我一定改！”
满车的人都看着，周雨涵脸都白了。
起初，她还能请派出所调解，可陈国栋像甩不掉的影子，越缠越紧。她怕了，也累了。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她通过关系，把工作和户口都调回了县城。
公交车开走的那一刻，陈国栋站在路边，看着车尾扬起的灰尘，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他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失去她了。
最终，他从供销社收拾完简单的行李，带着大儿子陈卫星灰溜溜地回到了镇上的老家。土路上的风吹得他眼睛生疼，他却连抬手遮一下的力气都没有。
他的人生，从农村娃到临时工再到被清退，从被人算计入局，到死缠烂打不放，再到最后彻底失去，从出轨他人媳妇到自家媳妇出轨他人，从幻想回到现实，最终又被打回了原点——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过好在他家位于镇上，可以靠着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改革开放后做点小生意啥的，日子过得也不至于太衰败。
而周雨涵离婚后回到了县城。她人长得周正，又干净利落，虽然带着一个孩子，但在亲友的撮合下，很快又嫁给了一个同样离过婚的男人。
可毕竟婚前了解不深，婚后矛盾便一点点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周雨涵心里始终放不下叶培之。在她心里，无论是陈国栋，还是现在这个男人，都与叶培之相去太远。叶培之的影子，像一根刺，深深扎在她心底，让她无法真正接受任何人。
虽然嫁给了这个男人，身体上也尽了妻子的义务，但心却始终融不到一起。日子虽然能将就着过，却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冰。对感情仍抱着理想主义的她，终究无法忍受这种没有灵魂的婚姻。最终，她还是提出了离婚，第二次走出了婚姻的围城。
离婚后，她带着小儿子孤零零地生活，日子过得清苦而安静。母亲看她一个人撑着太辛苦，便把她接回了娘家。毕竟家里就她这么一个女儿，父母哪能不心疼？
回了家，父母看着她这几年的遭遇，心疼又无奈，最后只能叹着气说一句：“都是陈家旺那个畜生害的，害了我们女儿一辈子啊……”
再说说王寡妇，她看着二儿子王二栓成家立业，虽然不富裕，却也安稳踏实；女儿王灵芝在新的家庭里渐渐收敛了叛逆；大儿子大栓的刑期也在一点点缩短。压在她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好在她家离镇子近，虽然没有门面房，却也能靠着这点便利寻些生计。她先是在街上摆了个小摊，用一张油皮纸画出几个格子，每个格子里放着不同数量的炒花生。顾客先掏钱，再从袋子里摸出八个玻璃球，根据颜色组合获得不同的奖励。这种带点赌味的小游戏，本就容易吸引人。她又懂得在衣着上做文章，穿得露骨些，摊子前总能围上些人，主要是些半大不小青春期懵懂的孩子。靠着这一手，她的小生意比别人都热闹些，也赚到了点小钱。
但她还是觉得来钱太慢，便又学起了理发。依旧是老办法，穿得暴露惹眼些，说话带点风情，让那些年纪大的男人揩点油。虽说手艺不怎么地，生意却还挺不错的。她心里清楚，这些男人图的不过是嘴上的痛快和眼前的热闹，她也不点破，只把分寸拿捏得刚刚好，既不越界，也不吃亏。
她就是这样，靠着一点小聪明、一点泼辣、一点敢闯的劲儿，投机取巧，在规矩和情理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讨生活，日子虽然不算富裕，却也一点点地撑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