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燕回乡下后的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全家欢喜，却又带着点说不出的遗憾。村里人嘴碎，公婆也明里暗里劝她：“燕儿，为了赵家的香火，你再辛苦一回，帮生个儿子吧。想想当初是怎么怀上的，就依葫芦画瓢。哪怕再辛苦一次，去趟油田也行。”
江燕听得心口发苦。这个女儿，是她当年出轨陈国栋后意外怀上的。每想到这，她心里就像压着块石头，觉得对不起赵大宝，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可面对赵家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睛，她又说不出拒绝的话，只能含糊应着：“过些日子再说吧，顺其自然。”
后来赵大宝从油田请假回家。两人努力了几次，江燕的肚子却始终没有动静。公婆和父母催得紧，她心里也乱得很。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用那种办法，可看着家里人带着希冀的目光，她怕话说死了会伤着大家的心。被逼得没办法，她竟下意识地悄悄跑了几趟杨集供销社。
她心里其实明白，她想找的不过是陈国栋。只要见了面，他十有八九会旧情复燃，她也多半会再怀上。可真正走到供销社门口时，她又踌躇了。一旦真的去找陈国栋，她就会再次对不起那个真心疼她、对她好的赵大宝。想到这里，她心里像被针扎一样，脚步也沉了。
所以每一次，她都只是远远站着，望着陈国栋所在的门市部，犹豫不前。供销社里人来人往，她越想越乱，越乱越不敢靠近，别说去找陈国栋，就连上前和谁搭句话的勇气都没有。只能绕着门口转两圈，最后低着头，黯然神伤地回了家。
以后公婆每次念叨，她只能含糊其辞地说：“这是我和大宝两个人的事，得讲缘分。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吧，顺其自然。”话说得轻，可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愧疚、害怕、委屈、无奈全都搅在一起。
她既怕生不下儿子让赵家失望，又怕再用那种方法再次对不起赵大宝，从此永远活在自责里。公婆虽然急，却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忍着性子继续等，盼着她哪天再怀上。
而江燕自己，却在这样的期盼与恐惧中，一天比一天活得更沉重、更累。最终，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再也没有勇气去找陈国栋。
陈国强因与陈家旺的亲属关系后被牵连调查，好在他素来作风端正、工作勤勉，始终坚守岗位、积极履职，还有就是老丈人张景明的关系，最终未受任何影响，得以继续留在公社从事宣传放映工作。
1979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退农村户籍的临时工与合同工，苏北各地随即深化落实这项政策。
消息传来，陈国强心里不由得发紧——尽管他在公社干了七年放映员，不仅熟练掌握放映、维修机器的技术，还擅长宣传编排，年年获评先进，可农村户籍这道硬坎始终是块心病，让他对自己的前途满心忐忑。
为了这事，他和妻子张大妮一同回了县城的老丈人家。
彼时妻弟张光辉已考上大学，家里只剩张景明老夫妻俩。
饭桌上暖意融融，花椰菜粉条炖猪肉咕嘟咕嘟的翻滚，一团团白气蒸腾而上，把桌面罩得雾蒙蒙的。
丈母娘一边往陈国强碗里夹肉，一边絮絮念叨：“国强，快吃，跑这一路肯定饿坏了。你在公社干得咋样，我们都看在眼里，踏实、有责任心，是个能扛事的好孩子。转正当正式工的事别急，慢慢来。”
一旁的张景明望着女婿紧锁的眉头，心里自有盘算。
文革的疯狂与荒诞早已散去，但那段锥心刺骨的磨难，他至今回想仍心有余悸——当年一片赤诚为革命，差点把老命撂在杨集，万幸最终得以重返岗位。
经历过风雨，他更清楚规矩的重要性，也暗下决心要把晚辈的前程放在心上。
他端起搪瓷缸抿了口茶水，语气沉稳又实在：“清退政策是要执行，但不会搞一刀切，得实事求是。你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业绩摆在那儿，群众口碑也不错，完全符合政策留用条件。转正这事儿急不得，得按程序一步步来。”
丈母娘赶紧接话：“就是这个理！用人得看真本事，哪能光卡着户口不放？再说你爹现在是县委副书记，文教、宣传也是他分管的口子，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多帮你留意着，准没错。你就放宽心，好好干工作就行。”
张景明点点头补充道：“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你不犯差错，把工作抓实落细，转正就是迟早的事。”
饭桌上的热气裹着掏心窝的实在话，让陈国强悬了多日的心稍稍安定。
而杨集乡党委书记王大捷那边，更是个精于世故的老油条。
他对陈国强和张景明的翁婿关系，心里门儿清得很，可他从不多嘴，只在合适的时候把话说得既明白又圆滑。
私下里见到张景明的秘书小李，他立刻满脸堆笑，语气拿捏得恰到好处：“哎呀，李秘书，国强这孩子我可熟得很！张书记的女婿嘛，咱们心里都有数。不过话说回来，他这小子确实能干，放映、修机器、写材料样样拿得出手，是咱们乡里打着灯笼都难找的技术人才。留着他，那是给咱们乡脸上贴金。你回去跟张书记说，我心里透亮着呢，绝对不会让老实人吃亏，更不会让领导烦心！”
这段话既表了忠心，又显了机灵，既点明了关系，又绕开了敏感，话说得滴水不漏，市侩得恰到好处。
此后，陈国强在工作分配和先进评选中自然被重点考虑。
1982年县级临时工转正考核启动，他因农村户籍被卡，好在分管文教的副县长了解到他的技术专长和突出业绩，提议放宽技术岗的户籍限制，他才得以补录并顺利通过政审。
1983年整党全面铺开，人事纪律抓得极严。张景明深知瓜田李下之嫌，对陈国强的转正刻意避嫌，从不发表倾向性意见。在组织部专题会议上，他明确表态：“人事问题必须严格按政策、按程序办，以考核和考察结果为依据，不搞特殊照顾，不因人设岗，要经得起上级监督和历史检验。”
乡里虽有几句“近水楼台”的闲话，但因张景明主动避嫌，加上陈国强自身材料过硬、流程公开透明，最终也无人能说出二话。
1984年整党结束，县人事局将电影放映、基层宣传纳入特殊技术岗，陈国强凭地区先进称号、七年工龄和全县前三的考核成绩顺利录用。
公示期间的质疑，也被档案和政策依据一一平息。这一年，他转为公社文化站集体所有制干事；1985年又通过文化补习考核，转为全民公办编制，彻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
全程中，张景明没有为女婿说过一句关照的话。
转正后，陈国强轻声问：“爹，我没给你添麻烦吧？”
张景明淡淡道：“路是你自己走的，我没帮你，也不需要我帮。”
但陈国强心里清楚，真正帮他的，是那些懂规矩、讲分寸、愿意在规则内把事情做到位的人，更离不开老丈人在背后的无形支撑。
相比之下，张大妮的民办教师转公办之路顺遂得多。
1980年中央提出分批转正合格民办教师，苏北1982年启动转正考试。她凭着大学学历、过硬的文化功底和优秀的教学设计，加之张景明的隐性人脉，第一批便顺利转正，享受与同期大学毕业生同等的公办教师待遇。
此后，陈国强在体制内稳步晋升，张大妮深耕教育岗位，小两口各有成就，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红火。
张景明后来调任市里，先任市文教局局长，在实权岗位上干了几年后，最终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级退休，为自己的从政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陈国强踩着80年代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东风，靠函授拿下了国家认可的大学文凭，补齐了学历短板，再加上多年基层历练的实绩与踏实肯干的口碑，最终一步步走到了县文教局局长的位置。
从农村的一个种地娃，初中生，成长为县级主管部门领导，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成为那个时代依靠个人奋斗与人脉关系交织前行、最终改写命运的真实写照。
而陈国强这一路的逆袭，也离不开他骨子里的仁心与善良。
当年救下欲寻短见的张大妮，或许是出于本能的善念，或许也藏着他对她的倾慕。他的淳朴、踏实、肯吃苦、求上进，在那个时代格外难得，也在无形中为他铺了路。
再加上他烈士家属身份的加持，以及老丈人张景明的人脉与指点，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才让他在那个时代走出了一条旁人难以想象的人生道路。
而远在南京的江苏省第一监狱，陈小芳心里始终揣着在外孤苦伶仃的儿子陈天明。为了能早日出去见他，她拼命改造，脏活累活抢着干，思想汇报写了一份又一份。她的刑期也因此一减再减，最终从无期减到了十年。谁也没想到，命运的转机竟藏在这不见天日的牢狱里。
这个监狱里关押着来自全省各地的女刑犯。同监室有位苏南来的姚大姐，因经济问题入狱。她见陈小芳年轻俊美，却总是眉眼低垂、郁郁寡欢，便格外留意。她常给陈小芳递个热窝头，或在放风时陪她说几句心里话。次数多了，陈小芳也渐渐放下了防备，慢慢打开了心房。
某个下午，两人又闲聊起来。在姚大姐的耐心开导下，陈小芳终于鼓起勇气，将自己的遭遇一股脑儿倒了出来——从原生家庭突遭变故，到被后爹摧残，再到手刃两个色魔，直至身陷囹圄、与儿女骨肉分离。同是女人，姚大姐听得红了眼眶，只觉得心疼得厉害，往后便对她更加上心。
转机出现在一次家属会见日。姚大姐的弟弟姚大成来探监，隔着玻璃，一眼便注意到了跟在姐姐身后帮忙整理东西的陈小芳。那时的陈小芳二十七八岁，褪去了青涩，眉眼间添了几分沉静与柔和，模样依旧十分好看。
姚大成当时三十四五岁，开着一家小厂子，家境一般，长相也普通。早年妻子嫌他条件不好，跟着别人南下做生意跑了，他便一直单着。他私下问起陈小芳的情况，姚大姐便把她的遭遇和盘托出，末了又补了一句：“这姑娘命苦，不过两年就刑满了。人勤快，手也巧。”她说这话时，看弟弟的眼神有几分意味深长，显然是有意撮合。
姚大成听后沉默了很久，心里却起了波澜。
过后，姚大姐把弟弟的心思告诉了陈小芳。陈小芳听后心里乱得厉害。她想起杨集的那些是是非非，想起回去后可能面对的指指点点，只觉得前路茫茫。与其再掉进过去的泥沼，不如抓住眼前这一线可能的生机。思忖再三，她终是点了点头，答应了这桩隔着铁窗定下的姻缘。
两年的刑期，在日夜的期盼中终于走到了尽头。
初春的一天，陈小芳走出监狱大门，刺眼的阳光让她忍不住眯起了眼。
她没有半分迟疑，坐上了姚大成开来的北京吉普，直奔杨集而去。
车越靠近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她的心便越发乱了。
她马上就要跟着去南方了，十岁的天明肯定是要带在身边的，可二丫头怎么办？
去年下半年，陈国强替他娘去探监时，特意跟她提过二丫头的情况——这孩子前年就初中毕业了，国强和大妮都劝她复读一年，可二丫头心里惦记着家里缺人手，硬是不肯再进校园，早早地扛起了活计，替三奶奶和亲娘分担重担。
想到二丫头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事，陈小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拽着，又酸又疼。
这次能把二丫头一起带去南方吗？她自己对南方的日子都一知半解，对姚大成更是没十足的底。
二丫头如今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到了陌生的地方，寄人篱下，她能放心女孩子在姚家过日子吗？
一想到这里，她心里就七上八下，像揣了只蹦跳的小兔子。
更让她犯难的是，和二丫头相认的那张嘴，怎么也张不开。
要不，这次先把天明带过去？让孩子先去看看那边的生活，探探路，等她摸清楚情况、心里有了底，再做后续的打算也不迟。
她坐在车里一路翻来覆去地盘算，心里搅成了一团乱麻，最终还是咬咬牙拿定了主意，随口就跟姚大成说了自己的打算。
姚大成听了，大概也猜到了她的顾虑，只是他对这个家、对二丫头的情况都不熟，不好随便发表意见，便只是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
车子很快就到了杨集那个既让她期盼、又让她伤心的家。
院门口，十岁的陈天明长到了齐腰高，看着驶来的小轿车，怯生生地往后缩了缩。
陈小芳推开车门，一眼就看到了院内的三奶奶、自己的娘，还有两个差不多高的孩子，积压了多年的泪水瞬间汹涌而出，再也忍不住。
小芳娘忙把陈天明往前推了推，声音哽咽着对她说：“小芳，这是天明。”
陈小芳立马冲上前抱住天明，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孩子怯生生地看着她，眼神里满是陌生，却又隐隐带着一丝依赖——这是血脉相连的羁绊，纵然多年未见，也断不了。这眼神让陈小芳的心揪得生疼。
小芳娘又忙把姚大成让进屋里，陈小芳定了定神，向三奶奶和母亲说明了来意，又把姚大成向家人一一作了介绍。
听说陈小芳要把陈天明带走，三奶奶急得嘴唇轻轻一动，刚想开口，却见姚大成站起身走出屋子，从车里搬进来一大包大大小小的礼品。饼干、糖果、布料堆了满满一桌子，屋里顿时被喜气填得满满当当。三奶奶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陈小芳的胳膊始终紧紧搂着陈天明，像是一松手孩子就会从她怀里跑掉似的，眼里全是压抑不住的心疼。
小芳娘则搂着身边另一个孩子——那是她后来生的儿子，陈小芳看着，心里清楚，这也是她的亲弟弟了。
三奶奶的目光则一直没离开过天明，眼神里满是慈爱与怜惜。
聊着聊着，小芳娘就红了眼眶，感慨道：“这些年多亏了乡亲们帮衬，特别是国强和九明两家，没少伸手搭救。家里没个男劳力，日子本难以为继，全靠他们时不时来帮着耕地、修房，孩子们也才没受太大的罪。”
听到“国强”和“九明”这两个名字，陈小芳的眼泪唰地又淌了下来。
同样是两个字，一个让她深深眷恋、满心敬仰，是绝境里拉过她一把的光；另一个却让她爱恨交加，是背叛了她，毁了她半辈子的劫。泪水混着复杂的滋味，顺着脸颊往下淌，擦都擦不及。
没过一会儿，屋门口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低着头，双手紧紧捏着衣角，怯生生地挪进屋里。她一抬眼，撞见抱着陈天明的陈小芳，脸颊腾地红透了，像熟透的水蜜桃，张了张嘴，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姐……姐姐。”
陈小芳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那一瞬间，像有什么尖锐的东西猛地扎进眼底，酸得她眼眶直抽。眼前这孩子，眉眼间分明是她的影子，连这怯生生的性子，都和她当年一模一样——是她在苦日子里咬着牙生下来的亲骨肉啊！眼泪再次唰地涌了出来。
可她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什么死死卡住，怎么也喊不出那句在心里念了千百遍的“二丫头”。她怕、她慌、她不敢。这么多年，她日思夜想都是这俩孩子，可真见了面，却无从开口。
她赶紧用袖子抹掉眼泪，强压着心口翻涌的酸劲，仰着嗓子应了一声：“哎！二丫头，回来啦！”
二丫头听见她应了，眼泪也唰地往下掉，一头扑进她怀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姐姐，我……我好想你。”
陈小芳被这一抱，心口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疼得她直吸冷气。她的手抬了又放，放了又抬，最后终于轻轻落在二丫头背上，一下一下地拍着，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淌。
就在这时，怀里的陈天明抬起头，眨着一双黑亮亮的眼睛，看看二丫头，又看看陈小芳，小眉头皱着，像在琢磨什么。他忽然怔了怔，从陈小芳怀里滑下来，跑到二丫头面前，仰着小脸一本正经地说：“姑姑，我马上就要跟娘去南方了，你以后可见不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