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是在辰时初刻发出的。
薄薄的绢帛上，朱砂御笔写着简短的文字，却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割开了整个朝廷的旧伤。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即日起，永熙三年所颁新政诸条，除军制、边贸二款外，其余一律废止。各州府衙门悉按旧例行事，不得延误。钦此。”
高公公捧着圣旨站在太和殿前宣读时，声音罕见地有些发颤。他知道这卷圣旨的重量——那不是普通的政令更迭，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一段共同记忆的彻底埋葬。
台阶下的百官寂静无声。
有人低着头，看不清表情；有人偷偷抬眼，望向龙椅上那个沉默的帝王；还有人，那些曾经因新政受益或受损的官员，脸上闪过复杂的神色——释然、惋惜、窃喜、茫然。
景琰端坐龙椅，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他穿着明黄龙袍，头戴十二旒冕冠，珠玉垂帘微微晃动，遮住了他眼中最后一丝波澜。
“众卿可有异议？”他问。
声音在大殿里回荡，空寂而威严。
无人应答。
这个时候，谁敢有异议？太庙的血迹还没干透，前几日才因“怠慢新政善后事宜”被罢免的三个地方官员，此刻恐怕还在押解进京的路上。
“既然无异议，”景琰缓缓起身，“便照旨施行。退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呼声里，景琰转身离开，明黄的身影消失在屏风之后。背影挺直，步履平稳，仿佛刚才宣布的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只有一直跟在身后的高公公看见，在转身的那一刻，皇帝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握紧了袖中的某样东西——那是一枚已经失去光泽的羊脂玉佩，林夙生前常年佩戴的。
养心殿西暖阁，奏折已经按照新的规矩摆放。
左边是刘瑾筛选过的紧急政务，中间是冯保整理的日常事务，右边是张永归类的地方请安折子。三人各司其职，效率确实比皇帝一个人硬撑要高些，但也仅仅是“高些”而已。
景琰坐在御案后，却没有先看奏折。
他面前摊开着一本厚厚的册子，褐色封皮，边角已经磨损，上面用端正的小楷写着《新政纲要·永熙三年辑录》。
这是林夙的手笔。
景琰记得很清楚，那是永熙三年的春天。他刚登基半年，林夙刚从司礼监随堂太监升为秉笔太监。某个深夜，两人在御书房讨论到新政的具体细则，林夙忽然说：“殿下，这些条条款款散在各处，容易遗漏。不如奴才整理成册，日后推行也有个依据。”
“好啊，”那时的景琰还带着初登帝位的意气，“你来做。做好了，朕重重有赏。”
林夙笑了笑，没说要什么赏赐。接下来的半个月，他白天处理司礼监事务，晚上就点灯熬油地整理这本册子。有时候景琰半夜醒来，还能看见隔壁值房的灯光亮着。
册子完成那天，林夙捧着它来到御前，眼睛下有淡淡的青黑，但神情是亮的。
“殿下，请您过目。”
景琰翻开，顿时惊叹。不仅新政条款罗列清晰，每条后面还附了推行的难点、可能遇到的阻力、应对的建议，甚至还有简单的地方案例模拟。字迹工整，条理分明，厚厚一本，几乎是一个人半个月的心血。
“阿夙，”景琰看着他，“你累坏了。”
“不累。”林夙摇头，眼睛依旧亮着，“能为殿下分忧，是奴才的本分。况且……这些新政若是推行下去，对百姓是好事。奴才想着，若能成，也算……也算没白活一场。”
那时他说这话时，眼里有光。那是一种景琰很少在他眼中看到的光——不仅仅是忠诚，还有一种近乎虔诚的信念，相信他们能改变什么，能留下什么。
现在，那本册子就摊在御案上。
景琰一页一页翻过去。
“漕运改革：取消沿河州县私设税卡，统一由漕运司征收；漕粮运输改民运为官运，设漕兵专司押送……”
这一条，林夙亲自去了江南三个月，顶着当地粮商和官员的压力，硬是建起了第一批漕运司衙门。回来时瘦了一圈，还染了风寒，咳嗽了整整一个月。
“官员考核新法：除吏部常规考功外，增设百姓评议，权重三成；连续三年评为下等者，降职或罢免……”
这一条，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林夙被弹劾的奏折堆起来能有半人高，骂他“宦官干政”“祸乱朝纲”。景琰记得有一次，林夙深夜来禀报，说完正事后，忽然轻声问：“殿下，奴才是不是……做得太过？”
景琰当时怎么说来着？
他说：“怕什么？有朕在。”
多轻巧的一句话。
有朕在。
现在朕还在，可是说这话的人不在了，听这话的人也不在了。
景琰继续翻。
“减轻农赋：永熙三年起，江南水患州县减赋三成，为期五年……”
“设立官办义学：各府至少设义学一所，贫寒子弟可免费入学……”
“改良刑狱：重案需三次复审方可定罪，减少冤案……”
一条条，一款款。
有些已经初见成效，有些半途而废，有些根本还没开始，就随着那个人的离去，被搁置、被遗忘、被有意无意地阻挠。
而现在，他要亲手给它们画上句号。
景琰拿起朱笔，在册子封面上停顿片刻，最终没有落笔。他合上册子，推到一边，仿佛那是什么烫手的东西。
“高公公。”
“老奴在。”
“新政废止的圣旨，发出去了？”
“回陛下，已经发出。八百里加急，这会儿应该已经出京百里了。”
“好。”景琰顿了顿，“那些……因为新政被提拔的官员，你怎么看？”
高公公迟疑了一下：“老奴不敢妄议朝政……”
“朕让你说。”
“……是。”高公公斟酌着词句，“这些官员，大多是寒门出身，或是地方干吏。因为新政需要人手，林厂臣……林夙特意选拔上来的。能力都不差，但……根基太浅。新政一废，他们在朝中便无依无靠，只怕……”
只怕会被清算。
景琰明白这话里的意思。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种政策一批人。新政废止，那些因新政上位的人，自然就成了无根的浮萍，要么随波逐流依附他人，要么被汹涌的暗流吞噬。
而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传朕口谕，”景琰说，“新政虽废，但官员任命不变。凡永熙三年后因新政提拔的官员，留任原职，考功按旧例进行。”
高公公一愣：“陛下，这……这恐怕会引来非议。那些原本职位被占的老臣，还有那些反对新政的……”
“朕知道。”景琰打断他，“照做。”
“是……”
高公公退下传旨。景琰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矛盾的事——一边废止新政，一边又保住那些因新政上位的人。这不合逻辑，会引来更多反对，会让朝局更加混乱。
但他必须这么做。
废止新政，是不得不为。新政已经名存实亡，强行维持只会成为各方攻击的靶子，消耗他本就不多的精力。快刀斩乱麻，至少能暂时稳住局面。
而保住那些人……
那是林夙留下的人。
是那个人一笔一划从各地选拔上来，是那个人一次次接见、考核、安排职位的人。他们或许不完美，或许会被视为“林党余孽”，但他们身上，多多少少带着那个人的印记——那种想要做点实事，想要改变什么的热忱。
景琰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散了。
至少，不能这么快。
废止新政的圣旨传到地方，引起的震动比朝廷预想的还要大。
第七日，第一波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不是来自那些受益的官员——他们庆幸还来不及，怎会反对？——而是来自那些原本被新政压制的势力。
江南，苏州府。
漕运司衙门的大匾被摘了下来，扔在衙门口的地上。几个穿着绸缎的粮商站在台阶上，身后跟着几十个家丁，气势汹汹。
“姓赵的，滚出来！”为首的粮商姓钱，是本地最大的粮商之一，声音洪亮，“你的靠山没了，新政废了，漕运司也没了！还赖在这儿干什么？”
衙门里静悄悄的。
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七品官服的男子走了出来，面容清癯，神色平静。他是赵文清，林夙亲自提拔的漕运司主事，原本是苏州府一个不入流的小吏。
“钱老板，”赵文清拱了拱手，“圣旨虽废新政，但未撤衙门。漕运司仍在，本官仍是朝廷命官。你等聚众闹事，是想造反？”
“造反？”钱老板哈哈大笑，“赵文清，你别吓唬我！新政废了，漕运司就是个空壳子！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告诉你，从今天起，这苏州府的漕运，还是我们说了算！”
他身后的家丁齐声叫嚷，声势浩大。
赵文清看着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等他们闹够了，才缓缓开口：“钱老板，你可知道，这漕运司衙门是谁建的？”
“不就是那个死太监林夙？”钱老板嗤笑，“人都死了，还想吓唬谁？”
“是林厂臣建的。”赵文清纠正他，“但建衙门的银子，是从你们这些粮商手里收的税；衙门的砖瓦，是本地百姓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衙门里的规矩，是朝廷的规矩，不是某个人的规矩。”
他往前走了一步，声音不高，却清晰：“林厂臣不在了，新政废止了，但朝廷还在，法度还在。你们今日敢砸衙门，明日就有人敢砸你们家的粮仓。钱老板，你想试试？”
钱老板脸色变了变。
赵文清不再看他，转身对衙门里的几个差役说：“把匾挂回去。谁敢拦，按冲击官府论处。”
差役们犹豫了一下，还是抬起匾额，重新挂上。
钱老板咬咬牙，最终没敢真动手，带着人悻悻离开。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开始。新政废止，意味着保护伞没了，那些被压制的地方势力会像野草一样疯长，重新夺回失去的利益。
而像赵文清这样的官员，能撑多久？
没人知道。
类似的场景在其他地方陆续上演。
山东，某个因为新政设立义学的县城，当地乡绅要求关闭义学，把校舍改作祠堂。
河南，一个因减轻农赋而缓过气来的村子，县衙忽然派人来追讨前两年“减免”的赋税，说是新政废了，旧账要算。
陕西，几个因改良刑狱被释放的囚犯，又被重新抓了回去，罪名是“疑罪未清”。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京城，传到养心殿。
景琰看着密报，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会这样，但当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摆在面前时，那种无力感还是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他废止新政，是想快刀斩乱麻，是想稳住朝局。可现在看来，这刀斩下去，流血的不仅是新政本身，还有那些依附新政生存的人，那些因为新政得到一丝喘息机会的百姓。
“陛下，”刘瑾小心翼翼地说，“各地奏报，新政废止后，有些地方……反弹较大。是否需要下旨申饬，约束地方？”
景琰摇头：“申饬有什么用？朕能派钦差去每一个地方？能盯着每一个县令？”
不能。
皇权不下县，这是千年的规矩。朝廷的旨意到了地方，怎么执行，执行多少，全看地方官的心思。以前有新政的大旗，有林夙在后面盯着，那些地方官还敢收敛些。现在大旗倒了，盯着的人也不在了，自然会变本加厉。
“那……”刘瑾迟疑，“就任由他们这么闹？”
“闹吧。”景琰合上密报，语气淡漠，“闹大了，自然有人收拾。”
他说的是实话，也是无奈。
朝堂上那些反对新政的老臣，此刻正得意洋洋。他们不会允许地方势力趁机坐大，威胁到自己的利益。等闹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人出手整顿——不是为了百姓，是为了自己的权力。
这就是政治。
肮脏、现实、冷酷的政治。
林夙在的时候，总想用新政在这片泥潭里种出一点干净的东西。现在他不在了，泥潭还是泥潭，甚至因为搅动过，更加浑浊。
“陛下，”高公公轻声提醒，“该用午膳了。”
景琰摆摆手：“没胃口。”
他重新翻开那本《新政纲要》，看着那些熟悉的字迹，忽然觉得胸口闷得慌。
“高公公。”
“老奴在。”
“你说，阿夙如果知道朕废止了新政，会怎么想？”
高公公愣住了。
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也不敢答。
景琰也没指望他回答，自顾自地说下去：“他大概会失望吧。不，不是大概，是一定会失望。他花了那么多心血，熬了那么多夜，做了那么多事……最后被朕一纸诏书全否了。”
他抚摸着册子上的字迹，动作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可是朕没办法。”声音低了下来，像在自言自语，“新政推行不下去，各方都在阻挠，朝堂上天天吵，地方上阳奉阴违……朕没那么多精力去跟所有人斗。阿夙在的时候，他能帮朕分担，能帮朕周旋。现在他不在了，朕……朕撑不住。”
暖阁里静悄悄的。
只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衬得室内更加寂静。
许久，景琰抬起头，眼中那丝脆弱已经消失，重新恢复了帝王的冷漠。
“烧了。”
高公公一愣：“陛下？”
“这本册子，”景琰把《新政纲要》推过去，“拿去烧了。”
“陛下！”高公公扑通跪下，“这是林厂臣的心血啊！您……您再考虑考虑？”
“心血？”景琰笑了，笑容里带着自嘲，“人都没了，留着心血有什么用？看着它，朕只会想起自己有多无能，连他留下的这点东西都保不住。”
他顿了顿，声音更冷：“烧了。现在就去。”
高公公颤抖着手接过册子，老泪纵横。但他不敢违抗圣命，只能抱着册子，一步一挪地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景琰忽然又叫住他。
“等等。”
高公公回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先别烧。”景琰说，“放到……放到朕的私库里，最里面那层。锁起来。”
“……是。”
高公公松了口气，抱着册子退下了。
景琰靠在椅背上，长长吐出一口气。
他还是舍不得。
明知道留着是折磨，是提醒自己的失败和无能，可就是舍不得。那是林夙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东西，是那个人存在过的证明，是他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理想和热忱。
哪怕那理想已经破灭，热忱已经冰冷。
废止新政的风波在朝堂上持续发酵。
第十日，以李阁老为首的清流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彻查新政弊案”，将那些“借新政之名行贪腐之实”的官员绳之以法。
奏折写得很漂亮，引经据典，义正词严。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政治清算的开始——借着清查弊案的由头，把林夙提拔的人一个个拔掉，换上自己的人。
景琰看着奏折，朱笔悬在半空，迟迟没有落下。
他知道自己应该准奏。新政废止，自然要善后，要追究责任，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这是帝王心术，是政治规矩。
可这笔一旦落下，那些人就完了。
赵文清，那个在苏州府独撑局面的漕运司主事，会被扣上“贪墨漕银”的罪名。
王仲平，那个在山东顶着压力办义学的县令，会被安上“侵占民田”的罪状。
还有李思远、陈文焕、周子瑜……一个个名字，一张张面孔，都是林夙当年一个个挑选、考核、安排的人。
景琰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大多是寒门出身，有才干，有抱负，眼睛里有一种久违的光芒——那种想要做点实事的渴望。林夙说，这样的人，用好了是国之栋梁，用不好……就是现在的局面，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陛下，”刘瑾轻声提醒，“李阁老他们在殿外候着，等您的批复。”
景琰放下笔：“让他们等着。”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深秋的御花园，落叶飘零，满目萧瑟。
“刘瑾。”
“奴才在。”
“你说，为君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瑾想了想：“奴才愚见，为君者当以江山社稷为重，以百姓福祉为先。”
“官话。”景琰摇头，“说实话。”
刘瑾沉默片刻，低声说：“奴才以为……为君者最重要的，是懂得取舍。”
“取舍？”景琰回头看他，“怎么取？怎么舍？”
“该取时取，该舍时舍。”刘瑾说，“取大义，舍小情；取长远，舍眼前；取江山稳固，舍……个人好恶。”
他说得很小心，但意思很明白——现在该舍的，就是那些林夙留下的人。舍了他们，能安抚朝堂，能稳住局面，能换来暂时的平静。
至于那些人是不是冤枉，是不是可惜，不重要。
这就是帝王之道。
残酷，但现实。
景琰当然懂。他当了这么多年太子，经历了那么多斗争，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心软的萧景琰了。
可懂归懂，做起来……
“陛下，”刘瑾又说，“其实……李阁老他们也不是非要赶尽杀绝。只要陛下肯稍作让步，比如……把几个关键位置让出来，其余的，他们未必会穷追猛打。”
这是妥协。
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你退一步，我让一步，大家都有台阶下。
景琰明白。他也准备妥协——新政都废止了，还在乎几个职位？
只是……
“如果林夙在，”他忽然问，“他会让朕怎么选？”
刘瑾愣住了。
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或者说，不敢答。
景琰也不需要他答，自顾自地说下去：“他会让朕保那些人。哪怕保不住全部，也要尽力保。他会说，这些人虽然能力有高低，但心是正的，是想做事的。朝廷需要这样的人，江山需要这样的人。”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但他也会说，如果实在保不住……就舍了吧。以大局为重。”
这就是林夙。
永远冷静，永远清醒，永远在个人情感和政治现实之间找到那条最艰难的平衡线。
可惜，现在没有人帮景琰画那条线了。
他必须自己画。
“传旨。”景琰转身走回御案前，拿起朱笔，“准李阁老所奏，彻查新政弊案。但——仅限于确有实据者，不得牵连无辜，不得借机打击报复。凡永熙三年后因新政提拔的官员，若无确凿罪证，一律留任，以观后效。”
他写得很慢，每一笔都像是用尽了力气。
这是他能做的最大限度的妥协——同意清查，但设下限制；同意追究，但保留底线。
至于这旨意下去，有多少人能真正“留任”，有多少人会“确凿罪证”加身，那就看天意了。
不，不是天意。
是人心，是政治，是那些藏在暗处的算计和交易。
“刘瑾。”
“奴才在。”
“这道旨意，你亲自去传。”景琰看着他，“传完之后，去一趟刑部和大理寺。告诉他们，清查的案卷，每日抄送一份到养心殿。朕要亲自看。”
“……是。”
刘瑾接过圣旨，心中震动。皇帝这是要亲自盯着，防止有人借机大肆清洗。
可这又能改变多少呢？
圣旨可以规定“不得牵连无辜”，但“无辜”的定义权在审案的人手里。皇帝日理万机，又能看多少案卷？能保下多少人？
但刘瑾没敢说。他躬身退出，捧着圣旨匆匆离去。
暖阁里又只剩下景琰一个人。
他重新坐下，看着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
那种明知道自己在做对的事，却无力改变结果的累；那种想要保护什么，却眼睁睁看着它被撕碎的累。
他想起很多年前，林夙曾经说过一句话：“殿下，这世间最难的事，不是做不到，而是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
那时的景琰不懂。
现在他懂了。
废止新政是做不到也要做，保那些人是明知保不住还要保。一切都是徒劳，一切都是挣扎，可他还是得做。
因为他是皇帝。
因为那个人如果还在，也会希望他这么做。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深秋的黄昏来得早，不过酉时，就已经暮色四合。宫灯次第亮起，在窗纸上投下昏黄的光晕。
景琰没有点灯。
他坐在渐浓的黑暗里，像一尊凝固的雕像。只有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中的玉佩，那枚已经失去光泽、却还带着某人余温的玉佩。
许久，他轻声开口，声音在空荡的暖阁里显得格外寂寥：
“阿夙，你留下的东西……朕好像一样都保不住。”
无人应答。
只有晚风穿过宫墙，发出呜咽般的声音，像是遥远的回应，又像是一场盛大葬礼的最后挽歌。
新政死了。
那个由他们共同构想、挣扎推行、最终夭折的时代，也彻底死了。
而活下来的人，还要在这废墟上，继续走下去。